在科博威尔大包大揽地表示愿意为薇尔莉特鞍前马后地服务之后，薇尔莉特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请他帮自己搞来德军在非洲的军事部署？
当然，薇尔莉特随后没用一秒钟，就将这个玩笑般的想法从头脑中清除出去了。
当天晚上，她又把这个消息告知了自己的好友加纳利，后者得知此事后唏嘘不已：“在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叫做‘积累善行的家庭，必然能够惠及亲人’，这么看来，你跟德内尔的善行确实太多了。”
薇尔莉特只能希望，加纳利的俗语能够真的起到一些作用。
春天再次来到巴黎，和畅的西风唤醒了城市街头巷尾的鸟兽花草，德国人至少镇压不了大自然。
在这个美妙的季节，薇尔莉特的生活和工作在旁人看来也越发美妙了。
随着战事的越发激烈，国防军派驻巴黎代表团不仅大部分成员换成或者成为了老弱病残，编制也一再缩小，到1943年3月末，整个代表团只剩下了7个德国军官，而这7个人竟然有四个同薇尔莉特或德内尔有交情。
代表团团长“关节炎”威廉·马斯特维上校，一战时曾担任德国驻保加利亚武官，间战期间曾经是德国汉诺威航运公司的部门经理，因帮助德内尔调查薇尔莉特身世而与二人有了联系。
副团长“英国佬”沃尔特中校，他一家人不仅在间战期间接受了德内尔的大力帮衬，他妻子（黛茉）和妻舅（菲茨伯爵）间战时的联系也基本上全靠德内尔。除此之外，他的子女（埃里克和卡拉）与罗贝尔和泰勒还是在辣脆上台前始终保持联系的少年时代的好友。
外事主管“疤脸瘸子”科尔布少校更不必说，薇尔莉特已经给他当了两年的秘书，近半年更是直接成了保姆，科尔布对薇尔莉特都熟悉到了可以长期托付妻子和儿子的程度，自然不会找他的麻烦。
而现在，警卫主管（负责为抵达巴黎的外国代表团提供警卫）“独臂”科博威尔上尉又调入了代表团。这个从东线下来的军官一上岗就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薇尔莉特的尊重，对她的照拂程度甚至更甚于之前的三个军官。
原因嘛，也好解释。马斯特维是主官，不可能公开偏袒一个身份敏感的打字员兼秘书，沃尔特自己的身份都很敏感，科尔布则因为其随和的性子，在代表团中威望不足，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科博威尔与以上三人都不相同，他在代表团中简直称得上“肆无忌惮”，只要不违反第三帝国的法律和元首的政策，他能做到字面意义上的为所欲为，根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科博威尔的底气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老子是东线真刀真枪滚过来的，跟你们这帮后方紧吃的水货不一样；第二，我的老子还在东线做将军（海因里希·冯·罗斯特伊上校已经因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战功而被元首晋升为少将），你们这帮水货要是在巴黎呆够了，我可以随时推荐你们去曼施坦因元帅麾下听令。
科博威尔对薇尔莉特明显的偏袒和关怀引起了那些“真正德国妇女”的不满，那群德国女人终于在2月19日主动向薇尔莉特发起了“进攻”。
事情的起因是，科博威尔打破了代表团的先例，将原本理应只发给德国人的福利（包括十公斤精面粉、五百克人造黄油和其他一些食材）发给了薇尔莉特。他的行为从官方角度上完全说得过去，毕竟薇尔莉特的父母都是德国公民，而且薇尔莉特的出生地又在帝国的阿尔萨斯州，那薇尔莉特可不就是德国人嘛？
但代表团的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认可这个逻辑，于是在薇尔莉特领到福利后，一个纽伦堡的德国女打字员当面给薇尔莉特难堪，公然当面嘲讽她是个老饭桶。
当天下午，得知此时的科博威尔上尉便板着脸来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区域：“英格丽特·加菲尔德小姐，我希望和您单独谈谈。”
顿感大事不妙的女打字员惴惴不安地跟着科博威尔去了办公室，结果十分钟后，她便红着眼睛带上了科博威尔办公室的门。满怀心事的女打字员们急忙收回视线，假装专心地处理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
名为英格丽特的打字员并没有直接返回自己的座位，而是先到薇尔莉特面前，向后者低三下四地道了歉。薇尔莉特仔细打量了这个打字员一番，然后非常“大度”地原谅了她那个“不妥当的玩笑”。
整个代表团中有动机去找薇尔莉特麻烦的人从此都失去了胆量，萦绕在薇尔莉特身边的火药味就此消失地无影无踪，至少在表面上，所有德国女职工全都和薇尔莉特客气了起来。
薇尔莉特则借机运用自己极高的情商和卓越的沟通能力，为这些德国女人在父母关系、夫妻感情、子女教育等种种私人事务出谋划策，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这帮德国佬这才察觉到薇尔莉特的才能，便纷纷请薇尔莉特支招。既然要支招，那薇尔莉特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询问她们的家庭事务，有时提到前线，那顺便聊几句也很正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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