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眼镜、一向文质彬彬的教导员，突然拔出了驳壳枪并且顶火上膛，将屋里的两个营长副营长吓了一跳。冯长治离刘恕比较远，眼见他剑拔弩张地亮出武器，有心上前拦阻但苦于鞭长莫及，而与刘恕近在咫尺的吴子健，惊愕之后，却坐在原地一动未动，冷冷地出言讥讽道：
“怎么？一向满口大道理的教导员，也要动粗了？——你拔枪想要打谁？”
刘恕的脸色由苍白又转为涨红，他的驳壳枪尴尬地举在手里，枪口却斜刺着指向天棚：“你住口！我问你呢，你刚才说要枪毙谁？！”
屋子里一时静了下来，三个人的喘息声都显得很清晰。
“国难当头，日本人占我山河，身为军人放着眼前的鬼子不打，难道不该上军事法庭吗？”少顷，吴子健率先打破了沉静。
“上谁的军事法庭？！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军事法庭？！”刘恕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
冯长治趁此机会向前走了两步，猛地出手攥住了教导员持枪的手腕，随即麻利地下掉了对方的驳壳枪。
“有话好好说！同志之间怎么能随便动刀动枪！——老吴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该上军事法庭。”下掉了刘恕的枪，营长长出了一口气，不无责备地说道。
“开会！马上召开党小组会！”教导员的手腕被冯长治这一下捏得钻心疼痛，他将营长一并迁怒起来，厉声咆哮着：“二营的指挥员，已经严重背离了我党的纪律，正在滑向叛党的深渊！”
按照原来的预案，营长、教导员和副营长要先召开二营的主官会议，然后再将张绣找来召开党小组会议，但教导员的怒不可遏，使得他急于立即召开党小组会议——因为只有在那个会议上，他才是绝对的权威。
“别乱扣大帽子，”吴子健看到营长下了教导员的枪，底气也足了起来，他甚至露出一丝笑意：“咱二营一共三个指挥员，按你的说法，我和营长都叛党了？”
“老吴！”冯长治气不打一处来，他最头疼的就是副营长对教导员的一向不敬：“少把我往一块扯，现在犯错误的是你！你未经营部集体决定，擅自调动部队实施军事行动，冲这一条，就该关你的禁闭！”
“这不是主要问题！”刘恕用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点着两个人：“在咱们二营，现在已经没有了党的领导，丧失了党的立场，完全掉进了军事主义第一的泥潭！
“那我请问教导员同志，什么叫党的立场？”吴子健的怒气也被拱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嚷到：“联合友军攻击日军、就叫丧失了党的立场吗？我们党的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日本人一边吗？”
刘恕被问住了，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自从去年以红军身份在陕北主动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为八路军，指战员当中就弥漫着几股情绪。一部分人深以为荣，认为从此摘掉匪号、成为堂堂正正的国家军队；另一部分人则深以为耻，觉得与蒋介石斗争了十多年，最终却被招安投降了；而夹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的，则是无所适从，陷入深深的迷惘。
如今林师徐旅二营的这三个主官，恰恰是三种情绪的代表——
副营长吴子健出身黄埔军校，脑子里有着正统军人的观念，因此对红军变成合法身份的国民革命军，举双手赞成；教导员刘恕则因为在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遭到过国民政府的迫害，骨子里充满了对蒋介石的仇恨，即便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也继续自诩为红军；营长冯长治则一面坚决服从延安中-央的决定、一面又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吴子健觉得接受改编、开过黄河进入山西的八路军，目的就是为了抗日，谋求与日军的作战属于天经地义；冯长治则在这一点上赞同自己的副手，然而来自上级的屡屡要求避开正面日军的指示，又让他非常困惑；唯有刘恕，在这方面逐渐悟出了道理，但这种道理，往往又不能公开地对下级指战员明言。
在关门山根据地的喜人局面打开后，刘恕一度以为自此可以统一了营部指挥员的认识看法，特别是营长冯长治，对既能拥有落脚点、又可扩充兵马的根据地建设，越来越持拥护态度。可是，那个恼人的副营长，却仍旧一门心思地搅局，上次在河口村与伪蒙军骑兵开战的事件还没有过去，这次竟然又瞒着自己和营长，带兵出击丰店的日军。
教导员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丰店一带的日伪军，接连吃了两次不小的亏，未来极有可能调动重兵，前来根据地实施报复。所以，此刻在营部，他的出离愤怒就是必然的了。
三个人的舌枪唇剑，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冯长治没有即刻同意召开党小组会议，因为他不想将事态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党小组会议还需要找来文书张绣在场，而这时他更需要将矛盾控制在三个主官的内部。
争吵也有疲惫的时候，当火气逐渐弱化下来，教导员刘恕开始了一番陈述：“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是不抗日，不是消极避战，但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抗日的本钱，那就是根据地和部队——连固定的落脚点都没有的军队，能安心打仗吗？手里的兵都拼光了，还奢谈什么抗日？所以，眼下二营在关门山所做的一切，都是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的对日决战做准备。这不是我教导员个人的意思，而是上级的意思、是党中-央延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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