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连这个也没有了。老刘已经在最近一次与山西站的电台通讯时，汇报了周怡失去联系的情况；山西站当即指示他，不可妄动，静观其变，随时做最坏的销毁电台和密码本的打算。并将双方开机频率临时调整为每天一次。
年近五十的电台台长在那一刻，感到了末日来临的恐惧。
直到女组长王穗花带着李彦突然返回。
军统女少校将周怡的丈夫方墨书留在了南同蒲路的临汾，继续监视当地敌军动向；自己与李彦开着雪佛兰，星夜兼程赶回了文城。
从临汾的日本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并不翔实，王穗花打算回到文城后先向周怡核对火车站的情况——闪电驰援丰店县城、并扫荡关门山八路军的濑名师团的秋明步兵大队，据说结束扫荡后、是从文城火车站搭乘火车开往临汾的，想必周怡能知道一部分底细。
不料，一进房间门就听到的电台台长惊慌失措的报告，这令军统女少校也大吃一惊——周怡肯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三天时间里踪影全无。李彦亟不可待地就要动身去火车站货场，但他的女上峰一把摁住了他。
“货场绝对不能去！”
一边说，王穗花就一边掏出自己的勃朗宁手枪，“哗”地一下顶上了火，脸色严峻地对两个部下低声说道：“如果周怡出事，不排除我们这里已经暴露了。”
李彦和老刘不由得都吓了一跳。李彦紧跟着就摸出了毛瑟C96手枪，而不会使用也没配置武器的老刘，则紧张得脸色惨白。
王穗花思维敏捷，迅速地分析了形势：
如果周怡被捕，说明她一定是什么地方露出了行藏，被日军特务发现；如果周怡熬不住酷刑而招供，南洋旅馆此刻肯定置于日军特务的监控之下；即便周怡挺住了、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也不排除日军顺着周怡的活动轨迹，摸到南洋旅馆。
王穗花和李彦认真回忆了一下刚才进入旅馆大堂时的情景，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透过窗子向下面的街路观望，除了来往的行人，也没有人在附近驻足。再悄悄打开房间门，午后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影。
军统女少校稍微放了心，她进入隔壁自己的房间，找出周怡隐藏在一架橱柜的腿下面的手枪，交到了电台台长手里，简要教给他使用方法。
“真有这么严重吗？”
看着老刘双手颤抖着摆弄陌生的武器，李彦禁不住问自己的女上峰。
王穗花忧心忡忡地答道：
“大同站前些日子出事了，有几个外围的特工被日军抓获，连带着北平区的察绥站都受了牵连和破坏——那边出动的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据说很厉害。山西站现在也格外小心；我们这里，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周怡的下落，否则我们在这里两眼一摸黑，和等死有什么区别？”李彦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此刻王穗花倒变得异常沉稳，她瞪了一眼李彦，小声斥责道：“你没有脑子吗？周怡的活动地点就在火车站和货场，如果她露出马脚，也一定是在那里！那一带平时就有小岛正雄手下的便衣特务全天监视，假如周怡已经被捕，你觉得日本人会在那里布置多少埋伏！？”
李彦丝毫不为所动：“那又怎么样？我不信周姐会出卖我们，我悄悄到货场去摸摸情况，总不见得日本人就能平白无故地认出我的身份吧？”
王穗花难以置信地摇摇头，用不拿枪的那只手朝李彦指指点点：“你居然愚蠢到了这一地步！你难道忘了、不正是你把周怡介绍进货场做工的吗！”
军统男中尉这才如梦方醒，脸色顿时变得绯红：自己只顾牵挂周怡的安危，却忽略了女上峰提及的要害关节。
他们又分析了这一要害关节：李彦是通过从前在同蒲路筑路局的人脉旧识，替周怡谋到这份差事的。那个旧识，目前在太原火车站做着一个小官，但其家族却在正太路和同蒲路的铁道线上常年经营货物运输，于沿线许多城市都有业务往来；所以李彦利用文城火车站的铁路内部电话（战事缘故，文城与太原之间尚未恢复民用的长途电话线路），打到太原火车站找到旧识，由他再打给文城火车站北货场的掌柜，最终为周怡找到的这份杂役差事。
北货场的掌柜因此见过李彦，并被告知李彦是周怡的表弟。但李彦当时只说自己在同蒲路沿线做小生意，却刻意未向双方提及“富华贸易公司”的名头以及南洋旅馆。而周怡自那时起住在货场的宿舍，再来南洋旅馆时，总是隐秘独行。所以，只要周怡不主动交待，那么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在文城的这个据点，应该暂时还无暴露之虞。
关键在于，如果周怡真的被捕，即便她不招供，日军特务机关也一定会沿着货场这条线索向上追溯，而查到太原火车站之后，李彦的名字就会暴露出来。
“火车站你绝对不可以再去了，”王穗花警告自己的男下属：“这里也要即刻撤离，我们不能押宝在周怡的忠诚度上。”
说这话时的军统女少校，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情报二组的这个女组员，其实已经暴尸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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