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乃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许多穷苦子弟就是靠借书抄书求学，所以手抄本的“四书五经”在民间大行其道，一个家族中的藏书，往往很大一部份就是手抄本。
而章子俊早在平安镇开办的大明科技学堂时，首先解决造纸的问题，有了价廉的纸办学才会减少成本。古人造纸费工费时，把一些麻丝、木屑、竹丝浸泡后，用石磨碾磨粉碎成浆状，接着就是舂臼了，就是把碾磨粉碎后原料放入石臼，以石碓叩打直至形同泥面。将被打烂之竹料等倒入水槽内，并以竹帘在水中荡料，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其余之水则由竹帘之四边流下槽内，再用细丝竹帘让浆状摊铺晾干成纸，每一张纸确实金贵繁复。
而章子俊的做法就是制作粉碎机，粗碎、精碎把树叶灌木竹木一类用机器反复粉碎成末后，再用石灰水浸泡，成浆状后，再用细竹帘上浆晾干，过程中也不用反复清洗漂白，只要纸张能用就行，这种带有浅灰黄色的纸张，印制报纸、杂志类的书籍，加上不用刻板，采用铅锡活字，成本就会很低。
有了纸张后就要有印制作坊，这种印书作坊首先要建个小窑炉，用来融化铅锡，铅锡的融点很低，只要能达到三百多度即可，接下去就是制作出铅锡字出来，再让工匠修正字形，排版印制即可。这种印制作坊可以同时印制相同的多块活版，所以说印制速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而且成本更加减轻。像八页这种期刊，印制的数量越多，成本越轻不到五文。当然对穷人来是说五文可以换五个烧饼，价格也是不低，一般的穷人不识字，花五文钱买来也无用，可是对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便宜了。还不及一张普通的宣纸价。
在明朝刻板印书分为三大类，一类由朝廷官府出版的书籍，称为官刻，往往是翰林院修书，“国子监”刊印，国子监既是大明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最高学府，但同时，国子监也是大明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分管着全国地方官府刊印的书籍，除了国子监有专职的印坊之外，还有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内府刻本指宫廷刻书。主持其事的是宦官衙门司礼监，其下设有经厂，专司刻书。所刻书大多是政令典制和经史读物。监本分南监本和北监本，因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南监刻书尤多。明代的出版机构，虽由司礼监经营，但朝廷官府各部院，如礼部、工部、兵部和都察院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印本专业的书籍。形成图书“版出多门，各司其责”的局面。
所以说在明朝要出书很容易的，只要有银子。第二类是地方刻书，各省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也间或刊印书籍。在地方出版机构中，明代的特点是各地藩府刻书较多，称做“藩府刻本”。
第三类为私人刻书及各地商业刻书，也是大明刻书最多的来源，风气甚盛，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宋元版，所以刻本十分精致。私人出版家中尤以常熟毛晋汲古阁最为着名。他善于刻书，精于校勘，奋斗40 年，刻书600 余种。所刻书籍运销全国各地，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前广泛，数量也更多。福建建宁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的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书坊。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些极小的民间家庭作坊式刻书，专门刻印一些佛经、烧附、民间故事小话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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