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崇祯的话语之后，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三人虽然强制按捺着心里的激动，但是他们眼眸中却已经显『露』出了不能言语的喜悦。
他们的激动不是因为崇祯许诺要给他们战争红利，而是皇帝愿意把他们当做合作伙伴来对待，给予了他们最为渴望的平等地位。
这三位在创建执掌手中的银行之前，已经是富甲一方的豪商了，虽然他们此前能够动用的金钱不能和现在相比，但也算得上是大明富豪中最顶端的一群人之一了。
但即便他们再怎么富甲一方，用金钱交接了再多的士绅名流，他们在一介小吏面前依然是被喝来呼去的商贾而已。只要他们的家族之中没有出现读书人，他们就无法跃升自己的阶层。
而在真正的权力面前，他们只能选择卑躬屈膝的姿态，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权力面前，金钱不但保护不了他们，反而会成为祸害自家的缘由。
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也时刻警醒着这些豪商，有钱的商贾就算是捐纳了官职，一旦被权贵盯上也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追求财富固然是这些商人们的天『性』，但是如何保住自己挣来的家产，同样也是这些商人们时时刻刻萦绕于心中的一个心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说大明还有什么最高的权力，那么无疑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了。即便是气焰冲天的九千岁魏上公，在新皇登基之后，他的权势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崇祯登基之后向商人们稍稍表示了一下，以汪逢元为首的商人就立刻不管不顾的扑了上来，希望能够抓住崇祯丢下的这根绳子攀登上天。
汪逢元的徽州商人的冒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财产不仅获得了皇帝的保护，还开创了一个近乎于垄断行业的中央银行，而汪逢元本人更是获得了一个爵位，令他脱离了商贾的身份。
可以说，汪逢元的遭遇激励了其他原先在观望的大明商人们。因为他们发觉，想要改变自身地位，不再是只有资助读书人或是在族内培养读书种子这么一条独木桥，只要他们能够同皇权搭上关系，和皇帝的号召保持相同的步骤，一样可以进入皇帝的视线之中。
相比起培养下一代人读书进入官场，通过2、3代人的努力，转换自己的商贾门庭。现在在他们这些商人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宽敞而快捷的终南大道。
这也是为什么，继汪逢元之后，以常万春和胡广元为代表的商人们，也开始向代表皇权的内务府靠拢，积极的响应朝廷的要求，建立山西和交通两间银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崇祯提出黄金法案，对扬州盐商下手的时候，三大银行及他们背后的股东们，都坚定的站在了皇帝这一边，而不是如以往一样为商人们摇旗呐喊。
这也是为什么当朝廷侦办张家口通敌案时，山西商人宁可抛出那些替罪羊，接受皇帝的处罚，也不愿意同朝廷决裂。
因为到了崇祯二年末，大明的商人们大部分都认为，皇帝所主导的这场改革，正在让他们的地位稳步上升，而他们的财产也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虽然这场改革使得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官商失去了对盐、铁、军需等生意的垄断，但是却为大多数商人放开了贸易限制。而此前大商人利用会馆、行会制度控制中小商贾的封建依附关系，也正在逐步去除。
这种商业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使得原本以地域和行业连接在一起的商人松散联合体出现了分裂，想要打破旧有商业规则的商人们，自然就成了改革的支持者。
而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等直接同皇帝接触的商人们，则把目标定得更高了些，那就是追求自己，不，应该说是追求他们所领导下的银行的政治地位。
他们希望银行可以成为户部下属的一个半官方机构，而不再是一个寻常的商号。如果说他们创建银行时，不过是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从而获得皇权的保护。
那么两年过去之后，这些沉浸于商海多年的商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所创建的这个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向皇帝报效钱财的玩意，而是一个不断吞噬金钱，也能不断创造更多金钱的摇钱树。
如果能够让银行在他们手中传承下去，是足以让他们的后代吃上数代乃至数十代的百世基业。正因为看到了银行业的光明前景，因此包括汪逢元在内的银行股东们，都希望银行能够发展成一个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权力掠夺的强大机构。
还有什么比一个被朝廷需求却又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机构，更能保护他们这些人的财产不受到权力所威胁呢。
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这些最先醒悟过来的商人们，选择了支持皇帝推动的这场改革，而他们的付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回报。
崇祯愿意以投资回报的形式给予他们战争红利，他们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远比崇祯讲述给予他们战争红利的内容时更为开心不已，因为这是一种新规则建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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