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从商人身上征发的税金，不断的用于右翼诸部所在草原上的基础设施，为这些牧民们提供了定居点、水渠、教育和信仰。在金钱分化下的蒙古右翼诸部，开始日趋分流，上层阶层失去了和下层部众同甘共苦的生活，而下层部众开始疏远这些只知道索取的台吉老爷们，亲近那些为他们提供公共福利的朝廷官员和教师，开始认同蒙古、汉地皆为中国的观念。
袁崇焕是亲自见证，这两年里蒙古右翼部族的亲贵是怎么和自己的部众一步步对立起来的。如果说之前是朝廷需要拉拢这些蒙古亲贵，才能控制住这些蒙古部族的话，现在的情况倒是反过来了，没有朝廷的支持，许多人都要被自己的部众所抛弃了。
当然造成蒙古右翼部族变成如今的状况，原因也非只一条。多年来同关内百姓的贸易往来，其实已经让右翼蒙古部族的上层基本汉化了。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过去那种游牧千里，吃着白水羊肉和羊『奶』的艰苦生活了。
察哈尔部西迁，林丹汗对右翼部族的攻击，也使得不少右翼部族首领们对蒙古国失去了期望，他们不愿意臣服林丹汗这种欺软怕硬的大汗，却又难以违背臣服于黄金家族血脉的魔咒，这就令许多人想要逃避现实。
朝廷对蒙古部族的拉拢政策，使得这些部族首领们有了逃离蒙古部族内部战争的借口，他们宁可托庇于大明的羽翼之下，也不愿意向无故攻打自己的林丹汗臣服。
而朝廷放开了边贸限制，令晋商大举出塞，则是摧毁了这些亲贵心中最后一根信仰的支柱。中国的商人们从来不是什么柔弱可欺的小白兔，不管是西班牙殖民者还是荷兰的海上马车夫，乃至于之后的英国商人，他们在海外经商时基本都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然而唯有中国商人，他们在经商之余，还有随时对抗着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打压。这也使得中国的商人团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
当崇祯放开了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了商人成立商人代表大会的权力，并组建了银行以支持工商业的纸币筹集之后，各地的商人顿时就抱团成长了起来。
虽说晋商在之前的张家口通敌一案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底蕴深厚的晋商凭借着山西银行的支持，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作为大明朝官商纠缠的最为紧密的一个商人团体，晋商很快就找到了获取最大利益的边贸方式。
借助老相识袁崇焕的官方保护，然后用小利收买那些台吉、那颜们控制的畜牧公司，从牧民和远方的部族手中低价收购皮革等货物，高价出售食盐、茶叶、瓷器、玻璃器、铁器、肥皂、蜡烛和镜子等生活用品。
凭借着种种手段，到了崇祯四年，丰镇地区已经很少看到除晋商以外的商人出现了。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晋商集团的胃口，他们很快就盯上了，从丰镇到集宁海子，然后越过大漠前往漠北草原的商道。当然，他们想要修建的是一条铁路，而不是黄土官道。
在晋商们看来，只要掌握了集宁海子，那么大半个漠南蒙古草原就基本成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些从前四处奔走的蒙古部族，迟早会停留下来，成为被他们放牧的羊群。
而如果能够打通集宁海子到漠北蒙古的道路，也就相当于绕开了陕商控制的河西走廊，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通道。
恩，曾经亲密如一家人的陕、晋两地的商人，因为争夺内蒙和西域商道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势不两立的两大边贸商团。
晋商在内蒙商道上打压陕西商人，而陕西商人则把晋商的股本从关中-河西铁路中驱逐了出去。北方各省的商团们，现在都有了一个共识，铁路延伸到的地方，就意味着铁路公司利益的延伸和扩大。
而此时的南方商人们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上海县城到南京的铁路是开通了，但是除了方便两地商民的往来，并没有给铁路股东们带来特殊的利益。毕竟铁路的两头都是江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谈不上什么一方对一方地区的经济掠夺。
和晋商团体拥有着共同利益的袁崇焕，自然是站在晋商这一边的。但丰镇向集宁海子延伸的铁路计划还是被中断了，阻止这个铁路计划的，自然就是那位林丹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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