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崇祯在文华殿召见陈新甲和傅宗龙，二人磕头之后，崇祯仔细打量向了傅宗龙，虽然两鬓和胡须白了许多，但精神还很健旺，于是道：“朕前者因你有罪，将你下狱，以示薄惩，今国家多故，将你放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这是朕的特恩，你应该知道感激，好生出力剿贼，以补前愆，功成之日，朕不吝重赏。”
傅宗龙含着热泪说：“风霜雨露，莫非皇恩，臣到军中，誓必鼓励将士，剿灭闯贼，上慰宸衷，下安百姓，甘愿粉身碎骨，不负皇上知遇之恩！”
崇祯欣慰说：“很好，你到西安之后，估量何时可以带兵入豫，剿灭闯贼？”
傅宗龙不确定道：“俟臣到西安，斟酌实情，条奏方略。”
崇祯眉头皱了皱，不满道：“如今是四月上旬，朕望你驰赴西安，稍事料理，限于两个月之内率兵入豫，与保督杨文岳合力剿闯，切勿在关中逗留过久，贻误戎机。”
傅宗龙暗暗叫苦，他也是带过兵的，深知两个月之内决难出兵，却怕崇祯震怒，将他重新下狱，只得放胆道：“恐怕士卒也得操练后方好作战。”
崇祯厉声道：“陕西有现成兵马，各镇兵马，难道平时就不操练么？你不要等李自成在河南站稳脚跟，方才出兵！”
傅宗龙是知兵的，深知各镇练兵多是有名无实，缺额严重，只是崇祯已现出了不耐之色，不好辩解，只能跪地低着头不说话。
崇祯以为傅宗龙已被说服，语气稍有和缓，便道：“汝系知兵大臣，朕所素知，目前东虏围困锦州日久，朕不得不将重兵派出关外，是否能早日解锦州之危，尚不得知，河南、湖广、山东、南直隶的局势都很不好，尤以河南、湖广与南直隶为甚，连失名城，亲藩殉国，卿有何善策，为朕纾忧？”
傅宗龙叩头说：“微臣在狱中也常常为国家深忧，虽有愚见，却不敢说。”
崇祯道：“苟利于国，不妨对朕直说。”
傅宗龙道：“目前内剿流贼，外御强虏，两面用兵，实非国家之福，朝中文臣多逞空言高论，不务实效，致有今日内外交困局面，如此下去，再过数年，局势将不堪设想，今日不是无策，惟无人敢对陛下言说。”
崇祯心中一动，大概猜到了傅宗龙想说什么，连忙说：“卿只管说出，勿庸避讳。”
傅宗龙又道：“陛下为千古英主，请鉴臣一腔愚忠，臣方敢说出来救国愚见。”
崇祯挥了挥手：“卿今日已出狱任事，便是朕股肱大臣，倘有善策，朕当虚怀以听，倘若说错，朕亦决不罪汝。”
傅宗龙又叩了头，低声说：“以臣愚见，对东虏倘能暂时议抚，抚为上策，只有东事稍缓，方可集国家之兵力财力痛剿流贼。”
崇祯不置可否，仿佛这意见不合他的心意，因陈新甲是议和派，他怀疑是陈新甲暗嘱傅宗龙作此建议，不由向陈新甲望了一眼。沉默片刻，问道：“你怎么说对东虏抚为上策？不妨详陈所见，由朕斟酌。”
傅宗龙道：“十余年来，内外用兵，国家精疲力竭，苦于支撑，几乎成为不治之症，目今欲同时安内攘外，纵然有诸葛孔明之智，怕也无从措手，故以微臣愚昧之见，不如赶快从关外抽出手来，全力剿贼，俟中原大局戡定，再向东虏大张挞伐不迟。”
崇祯道：“朕已命洪承畴率大军出关，驰援锦州，目前对东虏行款，示弱于敌，殊非朕衷，你出去后，议抚二字休对人提起。下去吧！”
傅宗龙叩头退出，崇祯向陈新甲问道：“傅宗龙也建议对东虏以暂抚为上策，他事前同卿商量过么？”
陈新甲叩头道：“傅宗龙今日才从狱中蒙恩释放，臣并未同他谈及关外之事。”
崇祯点点头道：“可见凡略明军事者均知两面作战，内外交困，非国家长久之计，目前应趁内事稍歇，催促洪承畴率大军火速出关，驰救锦州，不挫东虏锐气，如何言抚？必须催承畴速解锦州之围！”
陈新甲道：“陛下所见极是，倘能使锦州解围，纵然行款，话也好说，臣所虑者，迁延日久，劳师糜饷，锦州不能解围，反受挫折，行款更不容易，况国家人力物力有限，今后朝廷再想向关外调集那么多人马，那么多粮饷，不可得矣。”
崇祯叹了口气：“朕也是颇为此忧，眼下料理关外军事，比豫、楚，两淮还要紧迫。”
“皇上，确是十分紧迫，不过连同宁远吴三桂在内的八个总兵官率领的十三万人马已经出关，洪承畴也驻足关门，一矣部署好关门防御，就向围困锦州之敌进逼。”
陈新甲附合。
崇祯想了想，便道：“对闯、献如何进剿，卿下去与博宗龙仔细商议，务必要他今夜出京，而对扬州李信，须催促孙传庭与史可法，朕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遵旨！”
陈新甲叩头退下。
崇祯孤零零的坐在文华殿内，想着关内关外战局的靡烂，竟全无把握，再想着李信扼漕运咽喉，更是心里说不出的慌乱，不禁再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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