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幼川本来就是满腹草包，哪里懂得什么学问，连先生都赞起他的儿子来，可想而知自己儿子的本事，那是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了。一时间把他欢喜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找不着北，以为儿子当大官儿指日可待，自己就是现成的一位老封君了，于是便没底线地拼命恭维宠溺儿子。
他这养子本来就是龟奴的儿子，就是故事开头说的，是老婆给自己带了绿帽子生下的儿子，别说，还是有血脉继承的。俗话说龙凤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是很有道理的，符合遗传学定律。这养子别的事情一样不会，却偏偏天生一副说大话、吹牛的本领，本来无影无踪的事，到他嘴里就成了证据确凿，有鼻子有眼儿的真事儿。至于生性的卑鄙脑残，行为的刻薄放荡，更是他的本色。
金幼川宠溺娇惯了儿子十年，指望自己能做封君，享受他儿子的福气，不料他年纪已高，没等他享受儿子的福，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金幼川病死之后，他儿子金汉良非但不哀痛，反倒高兴起来，把金幼川辛苦积攒的家产随意挥霍。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所结交的一帮狐朋狗友，也都是臭味相投。正经事上，却是一毛不拔，异常吝啬，所以人们送了他一个特别的称号“脑残守财奴”。
他家的家产虽然不多，但是他却非常喜欢装逼，喜人别人夸他有钱，夸他豪富。他自己也是一天到晚摇摇摆摆的在街上闲逛，摆着不三不四的架子，打着半南半北的京腔，好像真是世家公子、百万富翁一般。
那一年联军进京，政府发布了花钱买官的条例，陕西省、山西省、京都和河北省很是便宜。金汉良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当官，到处托人替他捐了一个试用知县，加了三班银两，分发直隶。
金汉良捐了这个官十分高兴，登时就戴起水晶顶子，拖着一条花翎，每逢城内有什么婚丧黑白喜事，他无论认得认不得，一概到场，为的是摇摆他的晶顶花翎，摆摆官架子。
也有几个颇有见识的乡绅，见金汉良那不伦不类的样儿感觉很是可笑，便问他这五品顶戴可是知县上的加衔？金汉良大声答道：“兄弟这个顶戴，是五年前山东开黄河口子，抚台奏保兄弟的虚衔。兄弟这个知县，倒是在这五品顶戴上加捐的，所以他们这一班新捐知县的人，谁也没有兄弟这个有面子。”
那问话的人几乎笑了出来，知道他是个初出茅庐的菜鸟，不好意思同他辨论，只好走了开去，告诉别人，个个都把他当作笑话。
金汉良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是金汉良虽然胸无点墨，但他却自以为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说起话来，满口的之乎者也，咬文嚼字，搞得别人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后来联军已经退出京都，皇上也回京重新坐上金銮殿，恢复乡试，恩科、正科，三科并举，中的名额就有二百多名。
金汉良又发了一个奇想，想去中个举人来当当。他本来就是个监生，现在虽然捐了功名，没出什么大错，还是可以继续捐。金汉良就在本县呈上了一角送考文书，约了几个同伴就往南京而来，在文德轿附近租了两间房屋住下。
转瞬间已经到了七月廿七，马上要进考场了。金汉良参加的是乡试的补考，称之为“录遗”。
金汉良穿了一身崭新的实地纱袍褂，浑身挂着的玉器，随着走动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又挂着平金的眼镜袋和扇袋，背后飘着两对荷包，而且挂着大长的忠孝带，头上戴着崭新的凉帽，翡翠翎管，拖着上好的花翎，挤进贡院，累得满头大汗。
原来学院录遗，有高级官员的子弟，也有已经捐过功名的监考官，照例都是要带着顶戴入场，但都是适合场面的常服，头上带顶帽子，脚下穿双靴子，从没有像金汉良这样全身披挂，好似进士谢恩、官场大员晋升拜见一般，大家都望着他觉得很是好笑。
金汉良发现这些参加录遗的监生，大家都看着他笑，有的指指点点的谈论着他，金汉良哪里想到是笑话自己，还以为是自己身上的衣服过于华丽，所以众人羡慕嫉妒他，反而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衣裳，很是洋洋得意，鼻孔朝天。
不多时，学台放炮开门，监考官开始点名，这些监生便一排一排的挨挤着上去。点了一会，渐渐点到常州府来，先点武阳二县。
金汉良挤在学台的公案旁边，听得点到他名字，他连忙赶到案前，接了卷子。
学台见他穿着的袍褂齐整，靴帽崭新，头上还拖着一枝花翎，腰中挂的玉器不住的乱响，觉得很是诧异。拿着金汉良的官照验看时，学台看到只有两张部照，没有加衔和翎枝的执照，但是他却明晃晃地戴着水晶顶子，拖着花翎，心中诧异起来。又怕是自己眼花看错了，便把鼻梁上架着的大圆老光眼镜往上推了推，仔细再看时，金汉良见学台大人不住的看他，满心欢喜，以为学台有话问他，便朝着公案深深的请了一个安，口中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声：“嗻。”引得两旁的承差吏役纷纷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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