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
一下巴陵县码头，涌入耳中的便是抑扬顿挫的吟哦声。姜云帆奇了，在这码头繁杂之地，居然也有人吟诵诗书？他放眼望去，却不由得笑了，原来那是码头边的一处凉亭，亭中聚集着十多个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正争得一副面红耳赤的模样。
刚才这几句文，姜云帆也是知晓的，那是着名的湖北学者、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曾经写的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鼓吹挣脱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束缚，这从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别于传统格调的山水散文作品就能看得出来，充分展现了他们追求个性的理想，与主张“童心说”的李贽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袁与李贽的思想，在如今传统士人看来多有粗鄙的大顺国内流行日久，受到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庇护，这是他们在明季所不曾享受到的待遇。在那个年代，诸如李贽之类的思想家与传统礼教斗了一辈子，到底声音还是被人家稳稳压住，没能成为主流，很遗憾地让中国失去了思想洗礼和文艺复兴的机会，虽然这机会本就十分渺茫。
好在他们道统不绝。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想到大顺这个泥腿子政权居然对他们毫无歧视之感，相反还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开明商人的资助而另眼相待，在传统儒家礼教对他们进行鞭挞得时候给予了保护，说起来也是异数了。
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大顺与东岸交流频繁，几十年下来使得社会风气有所改变，正所谓东学西渐是也！有东岸这个明灯在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的大顺上层统治者们毫不介意东学思想进入自己国家，以至于传统士绅们都觉得比较丢人：对一帮流落海外、数百年不曾接受名教洗礼的前宋苗裔顶礼膜拜，完全丧失了身为中国之人的自豪感，可怜可叹可悲！
对于这些传统士绅的各种看法、结论，姜云帆自然是嗤之以鼻的。商业资本社会程度的加深以及思想领域的洗礼，是现代社会的两份邀请书，缺一不可。明国在后半叶思想领域的启蒙失败，到明末时仍然没有起色，与此时挣扎在现代化边缘的一些欧陆国家何其相似也！区别是钳制欧陆社会思想发展的保守教会实力在经过三十年战争的厮杀之后大不如前，除了在少数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仍然保有优势之外，其余地盘——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控制力大大减弱，为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目前的中国，虽然连年的战争相对削弱了保守势力的力量（因为乱世更需要武夫、需要工匠、需要商人、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相反懂圣人之学的就不那么迫切需要了），但程度仍然不够，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中国如今的现状令姜云帆想到了那个位于苦寒之地的俄罗斯。其实，那个国家与如今的顺国有些类似，但也有区别。俄罗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最近六七十年内的每个沙皇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武器、军事思想，派人去西方抄写书籍，并且为了引进西方人才不惜授予高等爵位和巨额赏金，同时还改革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动了不少大贵族的奶酪，这种胆识、气魄和远见，确实不一般。
顺国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统治者当然也愿意学习东岸优秀的地方，因为残酷的形势逼迫得他们必须这么做。另外，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受到的传统士绅的影响力较小，因为完全没有阻止东学思想进入国境，尤其是东岸人深入骨髓的贸易情结，使得大顺境内商业发展迅速，产生了不少有实力的大批发商、生产商。
这些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紧紧地与大顺军阀结合在一起，并且资助新儒家思想，打击传统士绅的势力，让这个国家更好地适应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在大顺这个政权内部，学习八股文大概是没啥前途的，开科取士的开始内容也很多样化（怪不得应考者寥寥……），因此为了子孙后代计，还是不要让那些读书人彻底掌权了，否则自己决计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要知道，就连大顺的将军们，在找自己商量提供粮食、军械、被服的时候，也是有商有量的，完全不似那些读书人们高高在上的感觉。因此，对于任何与传统儒家学说产生冲突的思想，他们都有资助的本能，对于社会秩序的改造，他们也有模模糊糊的想法，并且一些聪明人在通读不少东岸书籍后，已经开始默默付诸实施了，也算是异数了。
所以，在顺国这么一个各种机缘巧合碰撞后产生的国度内，迥异于南明和清国的社会秩序在一些大型商业城市内慢慢产生了，然后开始向小城市和乡村渗透。这个渗透的过程注定是缓慢和痛苦的，但目前看来同样是不可逆的，姜云帆研读材料时就很有兴趣地想知道，这种社会的移风易俗到底会进行到哪一步，才会引来传统势力的大反扑。他不认为传统士绅现在就束手就擒了，事实上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控制的人口也更多，只不过在商业城市内相对较为势弱罢了。相信一旦顺国上层改弦更张，更加青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话，相信这些士绅很快就可以打败城市里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大商人，这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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