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普夏刚刚从郧阳府返回，老实说，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去的时候，为了防止被清军细作侦悉，他是在位处顺军控制区的武陵县下的船，然后一路跋山涉水，历时数月之久，在左营派来接应的部分精兵的护卫下，艰难前行，绕了一个大圈，才最终抵达了刘忠贵大营所在地的房县——当然，他的此番行动也是提前给长沙李来亨报备过的，但不知道是不是认为东岸私下接触其朝内统兵大将而不悦的缘故，李来亨始终没有只言片语过来，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这么含糊着了，也是诡异。
固然，东岸人私下里接触顺国统兵大将是不妥，但问题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当年李过在位的时候，因为局势艰难、朝不保夕，再加上他又是刘芳亮、袁宗第、高一功等父一辈老将推举起来的，因此给予了各营极大的独立自主权，自己独独掌握中营和后营。
当时是也，东岸人的援助物资很多是通过船只运抵湖北前线，直接发放到各营手中的，这在战时并无不妥，不过在渡过了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些年，东岸人的这种援助方式就显得有些扎眼了，因为这很容易被人理解为邀买人心。不过李过在位时比较厚道，没对这事说什么的，但现在李来亨即位了，有些事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
不过，那又如何呢？以郭普夏的骄傲性子，是不屑于考虑顺国人会怎么想的。在他看来，大顺这么一个国家，完全就是东岸人扶持起来的，不然坟头草都长老高了。东岸人想做什么，给你报备一下已经给予了充足的礼貌了，难不成还要等你长沙小朝廷批准才能成形？
东岸人如此“无礼”，左营的刘忠贵自然不行，毕竟他名义上还是大顺的臣子，而且真的没什么反意，只不过稍微有些跋扈罢了，故还是派了一些使者前往长沙，携厚礼拜会，向新君解释一二，虽然这样做有多少效果只有天知道了。
房县是左营的老巢，直面两方面的军事压力，左边是盘踞川中的吴三桂集团，右边是清军的襄阳大营，哪边都不是好惹的，自来守得那是异常艰苦。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顺左营七万余人马占据的郧阳府、夔州府部分地区钉在清军两大集团之间，将其整体割裂了开来，这种战略上的好处也不可估量，因此大顺朝廷对左营（包括在商洛山一带活动的贺珍父子所部）的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持续地在清军侧翼制造威胁。
郭普夏抵达房县时已是1669年的春天了，这个山区小县的市面上看起来还算平静，居民们——起码有超过一半是操陕甘、湖*南、河*南口音的，显然是顺军家属——的体格、气色、穿着也还不错，这都是能直观反映一地的生活水平的指标。
当然了，房县的生活水平不错，并不代表左营治下所有地方都如此，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以顺军掌握的郧阳府、夔州府十余县数十万人口来说，供养数量多达七万的大军是相当吃力的（有时候也得接济在商洛山中屯垦的贺珍所部近二万人），不靠外部协饷单靠自身几无可能——粮食、药品、军械、布匹、生活用品等等均无法自给。
但由于左营盘踞郧阳府、夔州府一带蛋疼的交通条件，外界物资运输过来损耗颇为不小，时间长了长沙方面也有些肉疼，故很多时候还是得靠左营挖掘自身潜力，提高生产力，减少对外界物资的依赖——至少得把最最消耗运力的粮食运输数量给减小下来。
所以，你便看到了，在素来多山、号称贫瘠的郧阳府、夔州府一带，左营大量种植了库页岛大泊植物园培育的土豆、红薯、玉米等杂粮，将以往很多完全无法利用的土地也给利用了起来，这在多山丘陵地带极为重要。毕竟，在郧阳、夔州一带，平地想来都是比较宝贵的，必须用来种植主粮，但除开平原之外的山地，面积更是广阔，不利用殊为可惜。
以往当地人只能种植一些豆子、蔬菜什么的，利用率较低，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但在李过时代便从东岸引进了适应东方气候的土豆（穿越时的土豆本就适应东方气候）、红薯等美洲作物之后，很多土地便也被利用上了，这极大提高了左营辖区的粮食产量，进而提高了控制区的人口数量，使得其能够支持一支数量较多的兵马的长期作战，虽然仍然需要从外界输入不少粮食和其他物资。
不过，虽然引进了外来农作物，将以前很多无法利用的土地也给利用上了，但左营辖区大部分州县的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不甚宽裕的，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毕竟，供养九万多大军（含贺珍父子率领的近二万人）的开销是极为惊人的，当年中唐藩镇割据时代田承嗣的魏博镇二十余县，最初不过才养兵八万，后来看百姓实在难以支撑才裁撤到了四万，由此可见养兵的艰难。
郧阳府、夔州府被顺军控制的不过十多个州县，土地、人口都及不上地处华北平原的魏博镇，就算生产力比那时高也高得有限，故即便在大量引种了土豆、红薯、玉米之后，以当地数十万人口的规模委实难以支撑，故刘忠贵、贺珍这个武装集团还是极为仰赖长沙朝廷的支援的，或许这也是他们多年来并无丝毫反意的原因吧——当然了，从外地协饷是一回事，自己的屯垦又是另一回事，刘、贺武装集团辖下的九万多大军，倒有超过一半被划为了后备军，平日里除出操训练外，也得种地开荒，一如古时的军屯，以减轻粮食物资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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