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家的饭菜都用不锈钢盆盛，炒菜喜欢用很重的酱油，看起来黑乎乎一团，放盐多，咸味重，适合下饭，刘昆仑和四姐就是吃这种饭菜长大的，即使出来闯世界见识了各种佳肴美味，还是妈妈做的菜最香。
刘金山心情好，拿了个茶缸子丢在儿子面前，说陪老子喝一杯，咣咣咣给刘昆仑倒了满满一杯劣质白酒，四姐见了，一言不发起身去做了个油炸花生米端过来，四姐的手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炸的花生米香脆不焦，是下酒的神物。
“小五，你也算有出息了，以后再多挣点钱，买个车，咱们全家风风光光的回去，盖屋，起楼，起个三层的，你这个钱我收着，我和你娘这些年也攒了些，小四你也拿点钱出来，这个破地方你爹我是住够了，也该挪窝了。”刘金山拈着花生米，端着茶缸子喝酒，龇牙咧嘴的很是享受，他的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污垢，脸上沟壑纵横，鬓边白发丛生，父亲老了，不再是那个强悍的盲流，细想起来，他已经很久没动手揍儿子了。
刘昆仑陪父亲喝了四两酒，本想回他的“基地”睡觉，母亲说大冷的天，家里有炉子，暖和，还是在家睡吧。
寒冷的夜，刘昆仑很久才入眠，『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帮自己掖被角，眯眼一看，父亲佝偻的身影掀起帘子离去。
次日一早，刘昆仑和四姐启程离开，刘金山已经干活去了，母亲送他们去公路上等车，刘昆仑说我要出差一段时间，可能要一两年，母亲就流泪了，说别像你那几个姐姐那样，走了就不见人。
刘昆仑心疼母亲，他知道自己也许一去无回，便从当做旅费的一万块里又抽出一半来塞给母亲，母亲当然不肯要，最后是刘昆仑见车来了，硬塞给母亲，和四姐一起踏上了长途车。
近江去北京的过路车很多，始发车就一班，票很难买，通常要通过火车站的关系加钱买，卧铺一票难求，硬座都得托人，刘昆仑是混火车站周边的，自然有门路，他仗着年轻没买卧铺，原价买了一张硬座，当天晚上八点钟，排着长队进入正在装修的近江火车站，登上了进京的特快列车。
说是特快，进京也要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到，刘昆仑孑然一身，只挎一个军用帆布包，寻着座位坐下，他从小颠沛流离，经常坐火车，但是这种红皮双层列车还是第一次坐，坐在他对面的是一对年纪不小的母子，坐在他旁边的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穿雅戈尔的羊绒夹克，戴金丝眼镜，笑容可掬的很像个斯文败类。
列车开动了，斯文败类大概是业务员出身，话多闲不住，问对面的母子去北京干啥，四十岁的儿子老实巴交，说母亲患病，近江治不了，去北京大医院看病的。
“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补个卧铺呗。”斯文败类说。
“没事，用不着。”儿子说，即便是刘昆仑都能看出，这家人为了给老人治病已经耗尽家财，哪还有多余的钱买卧铺。
列车员查票来了，斯文败类和列车员套近乎，说的头头是道，意思是想补一张卧铺，虽然卧铺紧张，但是列车长手里总是保留一两个机动的，斯文败类很快就达成目标，拎着行李穿过旁边的餐车去硬卧车厢了。
走了一个人，空位立刻被无座旅客坐下了，列车在夜『色』中行驶着，车轮和铁轨发出单调的声响，不多会，斯文败类居然回来了，拿着一张卧铺票非要让老人去睡卧铺，母子俩推辞了半天，才千恩万谢的答应，跟着他去了。
又空出两个座位，立刻有无座旅客想要坐下，刘昆仑一瞪眼：“有人！”吓得他们没敢坐，又过了几分钟，斯文败类回来了，坐下对刘昆仑道一声谢。
“看不出来你是个好人。”刘昆仑说。
“好人坏人，不是写在脸上的。”斯文败类笑了笑，“我叫韦生文，你怎么称呼？”
“我叫刘昆仑。”
“好名字，巍巍昆仑，有气势。”韦生文叫住推小车的列车员，买了一袋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鷄，一包盐花生米，火腿肠、鸡爪子和卤鸡蛋，还有两个碗面，又从兜里『摸』出两个小瓶装的二锅头，在小桌子上铺了一张报纸，摆上酒菜，要和新认识的朋友喝一杯。
刘昆仑酒兴也上来了，两人边聊边吃，漫漫旅途不在寂寞，韦生文确实是个跑业务的，走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他讲的故事生动有趣，连其他旅客都听的入『迷』。
酒足饭饱，话也聊的差不多了，刘昆仑趴在小桌上睡着了，列车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上客下客，南来北往的人聚在车厢里，睡姿千奇百怪，味道更是五花八门。
汽笛声将刘昆仑从睡梦中叫醒，他『揉』『揉』眼睛，看到外面闪过廊坊的站牌，马上就要到北京了，在看对面，韦生文并不在，起初以为他上厕所去了，可是到了北京站也不见人。
刘昆仑随着人流出了北京站，气势恢宏的广场，数不清的人头攒动，让他感受到了首都的荣光，他买了一张北京地图，琢磨着怎么买地铁票，下意识的『摸』了『摸』书包，五千块钱还在，手感也很正确，是钞票的柔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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