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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殿试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它虽不似前些日子的会试那般重要，只是决定着最终的名次，并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但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却是一场极为隆重的文坛盛事，每届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们，也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扬名天下，受无数世人追捧。
殿试只考时务策，在太和殿内颁发策题。期间，皇帝会在殿廷上对贡士们亲自策问。
待殿试结束后，于次日读卷，皇帝及监考大臣们会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三甲，一甲只有三人，既世人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然后二甲若干人，名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名曰“赐同进士出身”，并于第三日放榜。
接着，在放榜当日，皇帝会于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其中一甲三人于殿试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则皆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按殿试、朝考名次，分别授以翰林院庶吉士、主事、中书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
不过，赵俊臣对于殿试的重视，却并非是因为这是读书人的盛典，而是他在关心那些“赵党后备军”们的最终殿试名次！
虽说殿试并不存在落榜的问题，只要会试晋级之后，考子们便都可为官，并且为官之后，其本人的家世背景、靠山人脉、以及为人处事的本领才是决定他们为官道路上的关键。但殿试名次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觑。
举个最实际的例子，目前的朝中首辅周尚景，便是四十一年前孝贞皇帝钦点的殿试状元。并且还是三元及第，文名满天下，朝中清流们虽然成天叫嚷着周尚景是大贪官大奸臣，但若论学问，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提并论；而另一位阁老程远道，则是崇祯年间的殿试状元出身，剩下的两位阁老黄有容与沈常茂的出身稍差。但也分别是前朝的榜眼与探花出身。
再往前说，前阁老老崔勉曾是崇祯年间的殿试状元。前阁老温观良是德庆三年的榜眼出身。
即使不谈这些阁老们，就说如今朝中这些手握大权的尚书与大学士们，也皆是在科举中表现不凡，赵俊臣本身是状元出身不说。工部尚书左兰山是德庆十二年的二甲进士第五名；吏部尚书宋启文是德庆十三年的榜眼；即将到任的新任刑部尚书张伯崇，是德庆七年的二甲第四名出身；礼部尚书林维，是德庆四年的二甲第三名出身……
相对而言，兵部尚书王寿的功名最低，殿试成绩只是二甲第二十八名，但他同时还是勋贵出身，有世袭的爵位，其家族世代都受到明朝帝王们的信任，如今德庆皇帝更是让他掌管兵部要职。却又不能与寻常人同日而语。
至于那些学问卓著的大学士们，更不用提了。
再往下数，六部的侍郎、五寺的寺卿、都察院的都御使们。有一个算一个，除了少数勋贵出身之外，他们的科举殿试成绩，没有一个低于二甲十五名！
如此一看，便知道科举名次的重要性了，殿试的最终成绩直接影响着一个官员的起点、晋升速度以及官职上限。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两名同样政绩卓著的官员，吏部在晋升他们官职的时候。若是抛开了其他的考量因素，绝对会优先晋升那位科举成绩排位靠前的官员。而一位考生若是在殿试中只取得了二甲靠后、甚至是第三甲的成绩，那么除非他拥有十分过硬的圣宠、运气与背景，否则三四品左右的官阶就是他一生极限了。
若论原因，只能说这是一个读书人掌控着话语权的时代，许多时候连皇权也不敢相争，朝中的上下官员也皆是科举出身，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唯有在科举中取得卓越成绩，才能赢得上下官员的尊敬，在担任要职之后，也才能让世人信服。
如此一来，对于那些投靠自己的考生们的最终殿试排名，赵俊臣自然是十分在意，这密切关系着赵党一派在朝中的后续发展，并且是赵俊臣积蓄自己在朝中底蕴的第一步。
这一次名列杏榜的一众贡士之中，属于赵俊臣的总共有二十余人，赵俊臣也需要借着殿试的机会考察一下，看看在这里面究竟有谁值得自己重点栽培，若是这些人有谁能够名列一甲，又或者二甲前列，赵俊臣接下来自然会集中资源重点培养，至于那些二甲靠后乃至于名列三甲的贡生，赵俊臣就只能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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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的诸般考量，暂且不用再提，却说崔俞搬入赵府后的第三日，殿试终于开始了。
在这一天，赵俊臣与众大臣一样，不敢迟到，早早的来到午门点卯，然后到了太和殿内，等待德庆皇帝的驾临。
当德庆皇帝驾临之后，先向众臣询问了几句，得知众贡生皆已经到齐，并且朝中暂无其他重要事情之后，便宣布殿试开始。
接着，在众大臣的注目之下，众贡生鱼贯进入太和殿内，先后历经了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礼节，再随着众贡生入座，殿试也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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