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泛滥地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下列几点不同特点：
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有的是干燥的草地，有的是土地；
有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里到处都有排水。灌溉和航行用的两岸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如果没有桥梁是不可以通过的；
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明显地比海平面低，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能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都淹没在水中，或者最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能徒涉，可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阻挡徒涉。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能够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经常只能出现在不长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够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依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路行进，这些通路都在很狭窄的堤坝上，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因此形成一条很长的危险的隘路。
在这种堤坝上的防御设施可以十分容易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
然而，防御者也会受到限制，对各个地点只能采取最为被动的防御，因而只能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被动的抵抗上。
这里的防御并非一条像利用简单的屏障保卫国土时那样的防线。在这里，防御者到处都能利用障碍物掩护自己的翼侧，阻止敌人的接近，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一段失守后能够用新的一段来补充。我们说，在这里配置的方式像在棋盘上那样，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可是，一个国家只有在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通路和封锁通路的阵地自然比在其他战略部署中要多得多；从这里又能得出结论：这类防线不应当是宽正面的。
荷兰的最主要的防线从须德海滨的纳阿尔登起，中间绝大部分在佛赫特河后边经过，最后到伐耳河畔的侯尔康为止，实际上是到比斯博施地区，长大约八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经用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一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以后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统帅（起初是孔代，后来是卢森堡）指挥下的明显的优势兵力。他们本来可以带领四万到五万人进攻这条防线，可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的到来，结果冬季并不很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在这第一条防线上进行的抵抗却一点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同哈勒姆海中间的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抵抗也在一天之内就被粉碎了。尽管这里的抵抗稍微强一些，尽管实际上向这条防线前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大很多，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大，只不过不伦瑞克公爵采用的战术部署是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而已，但这条防线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
两次防御的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在于最高司令官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战备的情况下遭到路易十四的突然袭击，尽人皆知，在该情况下，荷兰的陆军的战斗精神是不强的。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防备部队很弱，并且都是雇佣兵，要塞司令官不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外国人，就是一些庸碌无能的本国人。因而，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上面各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以外）大都未经真正防御就很快地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了。那时，十五万法军的主要行动就是占领这批要塞。
可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被杀，奥伦治公爵执政，在防御措施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还有时间使上述防线成为一条完整的防线，各种措施合作得很好，以致屠朗和路易十四率领两支军队离开以后，指挥留驻荷兰的法军的孔代和卢森堡就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各个防哨采用什么行动了。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真正反对进攻者和进行主要抵抗的已经不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一次根本谈不上占据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却是主要的），防御从开始就局限在上述防线上。进攻者也不是十五万人，而仅仅是二万五千人，并且担任指挥的不是毗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一个很远的国君派遣出来的在很多方面受到束缚的统帅。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全国国民都分裂成两派，可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却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当时人民的情绪确实是十分激昂的。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的抵抗同样好的结果。可是，在1787年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与1672年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1672年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奥伦治公爵，1787年却交给一个所谓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个坚强的人物组成，但是他们互不信任，所有活动不能一致，因此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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