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桉去苏州旅游，被桃花坞年画吸引住了。
桃花坞年画是江南地区的民间木版年画，因曾集中在苏州城内桃花坞一带生产而得名。它和河南朱仙镇、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四川锦竹的木版年画，并称为中国五大民间木版年画。
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
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常以紫红色为主调表现欢乐气氛，基本全用套色制作，刻工、色彩和造型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地区民间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内容。
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传世的文物来看，木刻书籍和木版画差不多是同时产生的。起初，木版画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即绣象画。
木版画单独印行成为年画，大约是到宋代才出现的。苏州年画在明末已有完整的独特风格，当时被称为“姑苏版”年画。
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年画质量、销量空前提高，当时有五十多家年画铺，分设在阊门外山塘街一带，也有部分设在桃花坞报恩寺一带，年产达百万张以上，少时也有十几万张，行销江、浙、鲁等地，并远达南洋一带。
于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与天津杨柳青成了中国南北两大民间年画的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胶版、铜版和石印等印刷技术有了发展，所谓“月份牌”派的年画倾销城乡，桃花坞年画大受威胁，盛况开始衰落
加上太平天国革命军兵临苏州城下，清朝地方政府仓皇逃走，在战事中，苏州遭受到烧杀抢劫，枫桥、山塘一带毁于一炬，年画铺俱遭焚毁。虽有几家迁入。阊门内和桃花坞一带继续营业，但已无法振兴。
光绪初年，一些画师转到上海旧校场工作，苏州年画铺仅靠上代传下来的老版片或翻刻上海旧校场画来应市，甚至代销石印洋画，而门神、灶君之类年画却成了主要商品。
苏州桃花坞年画当时已濒于人亡艺绝的境地，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迅速恢复。
抗日战争前，大部分艺人已改行转业，年画铺仅剩下王荣兴、朱荣记、朱瑞记3家，桃花坞年画已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苏州市文联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把散失在民间的艺人组织起来。在合作化高潮中，仅存的3家年画铺合并组成合作小组，印刷旧版年画销售。
清初至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有四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一是接近传统绘画形式，在艺术上成就较高。市民意识与城市文化的显现，使得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偏重于城市习俗风景，非常接近传统绘画，风格雅致，不少画面有诗句题咏。
在早期画面的经营上，甚至可以看出宋代院体画、明代界画和文人画的痕迹，有些已经难以区别。如，这一时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大多采取传统的立轴和册页的构图形式，如，《琴棋书画》、《调鸟图》、《食果图》、《三娃图》、《五子登科图》、《白蛇传》等，无论从构图、刀法、都很难看出与传统绘画有多大区别。
二是清雍正后苏州经济进一步发达，富甲天下，且文风昌盛，苏州市民阶层自然会要求在年画这类实用艺术中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审美趣味。
这些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既不是文人的“大雅”也不是农民的“大俗”，而是“雅俗共赏”。此时桃花坞木版年画画法最精、刻工最细、结构最复杂、幅面最宏大的就多为城市风景画，是寄兴于充溢着市民情趣的都市风光。
不仅刻画了各种繁华的实际场所，热闹的贸易集市，同时穿插着人们的种种活动，不厌其烦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活动和民间生活，更像是一卷卷鲜活直观的历史画轴。
如，《姑苏阊门图》、《三百六十行》、《山塘普济桥》等等都是将市井生活淋漓尽致的加以展示的作品。
三是本土艺术受到西方艺术影响并大胆借鉴西方艺术，在如《苏州万年桥》、《陶朱致富图》、《西湖十景》、《山塘普济桥》、《三百六十行》、《百子图》、《三美人图》、《两厢记图》等作品中，都能看出对西洋铜版画雕刻风格的模仿。
甚至有的还在画面上题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年桥》），“法泰西画意”（《百子图》），“仿泰西笔法”（《山塘普济桥》），“仿泰西笔意”（《西厢记图》）等字样。
这一时期这一类的作品在画面上，多采用焦点透视，除人物面部外，衣纹、树石、房屋等表现技法上，还保留着本土绘画的特点。有些学者认为，这部分桃花坞木版年画中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出口而迎合欧洲受众的需求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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