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现在每年流入的银两大约为两百万两，主要来源于倭国和婆罗洲，流入银两根本满足不了宝源局的胃口，民间财富在快速集中到宝源局之中。
而且宝源局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吸储，这种吸储随着利息承兑，备受各地商贾的信任。
“皇叔曾经在邸报的次版上，写过一份关于利柄论的社论，朕看过并且准刊，孙炳福就是利柄论的践行者。”朱祁钰对孙炳福的行为进行了定性。
通过宝源局对大明各行各业进行投资，是朱祁钰让宝源局吸储后做的事。
他本来以为孙炳福会慢慢做，至少数年之后才会有成效，但是孙炳福只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做到了。
投资财政获利颇丰，公共财政，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路政、教育、医疗等等行业，都可以加大投入，这自然是好事。
于谦不明所以的问道：“陛下，《荀子·君道》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钱货只要用得好，大明的银钱就如同沟渠中的清流，源源不断，何来忧虑？”
大明眼下的几大工程，靖安的水利、河南开封的治理黄河、云贵川黔疏浚乌江、涉及数省的二十万里水路、四十万里道路硬化、官厂营建等等，都会把这些银币花出去，最后到百姓的手中。
这是大明财经事务的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大明内循环的初步形成，为何陛下要如何忧心。
宝源局发展速度之快，让朱祁钰颇为担忧，他很担心孙炳福在竭泽而渔。
朱祁钰看着于谦，十分郑重的说道：“朕为何忧心。”
“以大宋为例，大宋是富有了，百姓的负担理应减少，但是两宋之时，百姓们身上的枷锁却层层叠叠，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两宋上了史书的民乱，攻破县州府的民乱就超过了四百余起。”
“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
朱祁钰和于谦说的是分配的问题。
两宋的时候，朝廷的税赋一年就超过了三千万缗，折算成银两，也超过了两千万，而且累年增多，但是百姓们收入增长甚至涨不过通胀，藁税都交不起，乡部私求又数设名目，百姓苦不堪言，民乱不止，最终民不聊生，天下疲惫。
朱祁钰当初行钱法，并不是想把大明折腾成大宋那般模样，他更不想自己的政策，真的成为亡国之策。
朱祁钰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所以他才会忧心。
对于财经事务之事，于谦的确不如朱祁钰，也就沐阳伯金濂在世的时候，才能和陛下讨论几句。
于谦沉默良久才十分确信的说道：“陛下，大明就是大明，大明不是大宋，也不是大唐。”
“大明就是大明。”
“陛下既然不放心，那不如南巡去看看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于谦最终同意了朱祁钰南巡的想法，而且认为很有必要。
“景泰八年的会试之后，再议南巡之事吧。”朱祁钰还以为于谦会激烈反对，没想到于谦居然被这么简单的说服了。
于谦想了想解释道：“臣是从国家之制的角度考虑，整个公权体系中，南衙刚刚四分，人心惶惶，陛下久离南京，南京几十年未闻圣化，并非长久之计。”
“即便是南衙没有宝源局之事，陛下也应当南巡，考民情戎政、问民间疾苦、蠲赋加恩赏、巡河视工况、观民察吏治、阅兵祭祖陵。”
江南是整个大明最为繁华的地段，也是大明最重要的粮仓，占据了整个大明六成的米粱。
在朝廷财税之中，仅仅南衙十四府，就占了大明赋银的三成，赋粮的四成，盐税的六成，如果再算上两浙，说一句江南供养了整个大明也不过分。
如此重要的地方，皇帝却看都不看一眼，大明南北之争，朝堂和地方之争，不出问题，才奇怪。
大明皇帝以薄凉寡恩天下闻，其中就有一条，大明太祖高皇帝的祖坟孝陵在南京，但是大明皇帝自从迁都之后，不再亲自祭祀。
以孝治天下，是历朝历代的根基，大明皇帝也被称之为君父，但是君父却从不亲自祭祖陵，这的确给一些人留下了不孝的口实。
尤其是当今陛下，乃是弑君杀兄，不顾亲亲之谊杀三亲王与天地坛前，虽然陛下不在乎，但的确是落人口实。
于谦喝了口水继续说道：“陛下不提，臣等到鞑靼诸事稳定之后，也要提议陛下，南巡天下，以安天下民心。”
“臣和胡尚书也沟通过了，胡尚书说在永乐、洪熙年间，就有天子守北衙，太子监南衙的惯例，但是仁宗、先帝宣宗皇帝早崩，稽戾王久不立太子，此事便不了了之。”
虽然永乐十九年才正是迁都，但是从永乐六年太宗文皇帝出南京城之后，就形成了天子守北衙，太子监南衙的惯例和基本格局，这也是朱棣决心迁都的重要原因。
仁宗皇帝朱高炽崩，当时的太子朱瞻基，就在南京监南衙，用了十五天的时间赶回了北衙，在路上还遭到了人在山东的汉王朱高煦的阻拦，这段时间襄王朱瞻墡第一次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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