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他的妻子让我不要试图去碰那个包呢，我想这个包裹里或许有我想了解和知道的东西。
我把这情况报告了刘主任以后，他沉吟了好半天，最后想出来一个办法。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刘主任把安全检查和病人的洗澡故意安排在同时进行。木鱼石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聪明，他打开床头柜，取出了那个小包裹，然后带着包裹进了病区的澡堂，把包裹就放在自己眼前的椅子上。
他走到哪里都看着自己的包裹，这种方法让我们无能为力，因为他的眼睛就盯着椅子上的包裹，谁动一下他就很可能会冲过去。这可真的没办法了，刘主任见此也摇摇头，对我表示爱莫能助了。
在洗完澡回病室时，另一个病人不小心碰到了他怀里的包裹，木鱼石立刻很警惕的看着那个病人，并且很敌意地盯着对方。那个病人当然没注意到，自顾自的走开了。
那以后，他更加细心和谨慎地保护着这个小包裹，如果谁表现出对这个包裹有兴趣，他就视为敌人。所以，我和刘主任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消除过他的敌意，他认为把安全检查和洗澡放在一起显然是我和主任故意这样做的，木鱼石的脑子很够用！
这就让我更加难以对他开展有效的对症治疗，但是也毫无办法，只好等待更好的时机。
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发生，这反而让我有点奇怪，更多的是担忧，我就怕哪一次没有预防到位，从而出现可怕的意外事件。在精神科工作了这几年，胆子是越来越小了，病人的一举一动都随时会让我担心。
可是，事实却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木鱼石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语言和行动，他一直是老老实实的呆在病房里，也从不招惹其他患者，也不做病房里不允许的任何事情，感觉就像是上学时班级里的一个特级“三好学生”，让老师很放心的那种学生，让我们也很放心。
这倒让我怀疑起所有专家的判断了，以及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木鱼石真的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要在精神病院里养老了吗？还是一切都在即将发生之中呢？是不是很有点儿黎明前的黑暗的感觉。这就是精神科的特殊性，你要随时准备着防范精神病人发生意外。因为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是很难阻止的，特别是这样的意外事件危害性很大。
十月初，木鱼石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不是探视的时间，他的妻子却忽然来了，她还是在早查房后进入病区的。
护士带着她到了我的办公室，她没有坐下，就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看着我说道：“夏医生，上周我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这周要出院，让我回去准备一下，这周来给他办理出院的手续。那就辛苦您一下吧。”
虽然很突然，可是既然家属有要求了，我们也不能强留病人在医院里。更何况，木鱼石的病情本来也很稳定，近三个月来，他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的事情，现在出院应该是很好的。我叫来了护士，让她们先帮助木鱼石收拾一下东西，同时通知财务科结算住院费用。
我让木鱼石的妻子先去帮着护士一起收拾物品，然后我取出木鱼石的病历，做出院准备。
当天办理好了全部的出院手续后，木鱼石就在他妻子的陪伴下走了。我还是特别关注木鱼石的，在他们离开病区的时候，我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目送着他们离开，当我觉得他们不可能会给我再打招呼的时候，忽然，木鱼石和妻子同时转过身来，看着我，木鱼石也第一次对我说道：“谢谢你，夏大夫。”
他的妻子则深深的对我鞠了一躬，我的眼睛瞬间有点儿潮湿，忍住没有落下眼泪，对着他们微笑着挥挥手，我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一周以后，我又接到了院里的通知，让我跟着路老师等几个专家去做一个法医司法鉴定。看到通知书上的名字，鉴定的对象赫然就是木鱼石！那一刻，在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似乎解开了，木鱼石终于还是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像这就是木鱼石必然的结果，也是唯一的结果。
公安部门的侦查结论是自杀，我们去只是为这个结论做医学上的论证。
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反复出现的是，木鱼石那份非常简单的住院病历，上面除了个人的基本情况以外，我们对他是基本上一无所知的，既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也没有家庭的基本介绍。虽然，他的妻子每周都来探视，可是从来都不说起这些情况，我们无从得知。当然，这不是我们在工作上的疏忽，病人及其家属是有权利不对我们透露与病情无关的任何事情，关于他的家庭、生活经历等具体情况，这些我们都是无权过问的。我们只是医疗机构，所以就更加没有追根问底的权力了。病人和家属有权不对我们说的事情，我们是无权探问的。
在市公安局的办事大厅，进进出出的警察都很忙碌的样子。在登记处的那个女警官看了我们的证明后，就很热情的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会议室，然后让我们稍等一下。她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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