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王耶律淳的上任，场面是极为盛大且隆重。
或许是析津府内汉化更多、更重礼仪场面，不仅仅是所有的官员全都尽心尽力地操持着欢迎仪式，满城的商贾大户也都毫无怨言地张灯结彩，就连城里的市民百姓也如年节一般，自发地上街欢聚。
这让坐着马车进入城中，行进在主干大街上的魏国王耶律淳，也禁不住对于自己有了一点新认识——孤还是挺有名望与威信的嘛！要不，怎么能够得到当地民众如此地拥戴与欢迎呢？
此时挤在道路两边不断发出欢呼声的百姓人群里，两个小店主模样的人正倚在两家共用的那道隔墙两边，交流着的话语却是道出了眼下民意的真正原因。
“听说这新来的留守，便就是老留守之子啊！还是朝廷新封的魏国王！”
“可不是嘛！这位魏国王可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据说老皇帝在位的时候，还有大臣上奏推荐他当皇太子呢！”
“嘘！这个话现在可不能乱讲。其实今天只要这个魏国王能和老留守差不多，少操心、少管事，咱析津府的上上下下，日子就能好过得多。”
析津府的地方汉人大族势力稍强，汉人官员也相对多些。所以历任留守，多是皇兄皇叔，这样才能压得住地方，只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上层争斗便害得普通百姓遭殃。
而难得遇到一个佛系的耶律和鲁斡，不管理、不折腾而成就了南京道官民的福音。
相反的情况，便是当年耶律宁临时顶替接任南京道代统军使，因为一腔热血，与时任南京留守的萧得里底直接冲突，尽管他的目的是要为朝廷做事、为百姓谋福，但在政治斗争中却双被老奸巨猾的萧得里底压在底下，最终把各种事情搞得一团糟，地方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耶律和鲁斡的成功经验，理应能够传给他的儿子，而且听说这次一同上任的统军使，便是在东京道与魏国王相处融洽的汉将徐三。
这样子下来几年的南京道，总得过些安生日子吧？
百姓有百姓的想法，官员们却有着更多自己的想法。
南京道由于辖境内汉人比例大，农业人口多，许多具体官职更偏像大宋一点。这样在长期的惯性思维中，南京道官员更偏重农耕的发展，是大辽最重要的产粮区。
只是契丹贵族却一直无视这些，他们只热衷于圈地放牧，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农田被兼并、霸占、进而抛荒。耶律洪基在位之后，南京道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大批农民佃户被迫卖身成为契丹贵族的马奴羊奴。
这种民众阶层的变化，无形中也摧毁了南京道的另一大发展机会：商业贸易。
原本，南京道与大宋河北路接壤，拥有比西京道更多的边境椎场。却因为大批农民，甚至中小地主的破产，购买力急速下降，境内驿道日渐荒废。
萧得里底与李宁一时，虽然有了秦刚新辟的商道，但在辽国却被他俩霸为私商，并通过天津寨大肆经营违禁的粮食与战马交易，只是肥了自家私囊，却无益于整个南京道发展。
因此，南京道的百姓越来越穷不说，就连原先日子过得不错的地方大族也发现手头的钱越来越少。各州县的田赋缩减，商税更是少得可怜。
辽国的汉官们，只稍稍懂得一点农耕经济常识：想恢复生产，必须得轻税减赋。可是眼前税赋本来就低得可怜，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官吏只能听从上面要求，机械死板地进行“劝农保税”，实际上却成为了各级官吏可以鱼肉百姓的新机会。
一方面，好不容易鼓励汉民们垦地、恢复了一批新田；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的恶化让农民无以生计，被逼得只能卖田、导致田价不住下跌。最终唯有破产。
南京道的百姓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走私！
走私的商品，不会是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只会是贵族官员们所青睐的金银饰品、白酒粮霜、海货玉石等奢侈品，大多数都是从南京道这里转手，再卖向其他地方。
事实上，走私所逃掉的税费，就是官府在正常商贸里可以收到的商税。只是走私者也无法独享这块收益，而是要拿出大部分，向地方军队以及官吏们行贿，从而加速了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
百姓民生艰辛，官府同样举步维艰。南京道的走私贸易越兴盛，辽国的官府就发现越“缺钱”！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都不可能明白“贸易逆差”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辽宋贸易逆差其实一直很大，但在澶渊之盟之后的近百年，之所以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得益于两点：第一就是宋每年要付给辽几十万岁币，这笔白给的巨款，被辽用来购买大量宋货，对冲掉了不少的差额；第二就是辽也有主力出口的东西，就是羊肉。宋国每年要花费巨资向辽国采购几十万头肉羊，又是平衡掉辽宋贸易差额中的大部分。
当年秦刚一力促成天津寨建立，最早是为了交易双国在明面上禁止的粮食与战马生意。后来的两地官员没那么大的胆子，慢慢回归了传统的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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