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采纳了高俅的提议，根本就是对蔡京的失望。
当初让蔡京复相，就是希望借助他的政治智慧、经济手段以及过人的御人技巧，来帮助自己解决政绩扬名、内库充盈以及朝臣稳定的这三个核心问题。但是，由于此时天下形势的急剧变化，蔡京的这一轮宰相做得实在不怎么样：
大观这两年，蔡京无非是延续完善了他之前推出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福利政策，另外再督促完工了太学辟雍；此外，蔡京倒是琢磨出了对盐钞、茶引进行新旧版强制配换制度，为朝廷狠狠地大捞了一把，但在新版大观通宝以及钱引方面，却完全被南钱精准阻击；再加上两浙花石冈的中断，也让赵佶非常地不爽；
唯一在朝臣稳定方面，蔡京重新上台后，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不听话的赵挺之、不配合的吴居厚，还通过宦官官制改革，稳定了赵佶身边人的心思。不过，也正因为这方面的顺利，赵佶也开始有心扶持如高俅、李彦这些心腹之人。尤其在发现蔡京与童贯在西北兵事上有所失利，便再一次对“无所不能”的蔡太师深感失望。
高俅的建议，无非让他在错综复杂的朝堂关系中，又引入了秦刚这一条新线。历来的皇帝往往都会醉心经营这种关系交错、相互制约的政治关系，并以能够娴熟驾驭之，作为自己皇权保障的最大注解。
所以，引入秦刚，对赵佶而言，虽然十分冒险，但值得一试。
大观二年四月初二，朝廷金牌急脚递到杭州，传天子御笔手诏：
西夏蕞尔小邦，背信弃义，举兵内犯，扰我生民，罪不容诛。原陕西宣抚使童贯，统军无方，调度失宜，致边烽益炽，军情危殆。今太子少师、枢密直学士秦刚，器识宏远，才兼文武，素怀安边之志，存忠通之心。朕特擢尔为陕西宣抚使，总揽西北诸路军马，接替童贯便宜行事。加授观文殿学士、检校少师，赐节钺，以示崇荣。凡西北州府官吏、将校兵卒，悉听尔节制，敢有违令者，以军法从事。
应该说，赵佶的这份手诏算是下了一点血本：
秦刚眼下已是枢密直学士，为诸阁直学士之首，再升就应该是阁学士。但是赵佶索性直接跳过，给了他观文殿学士之职，便就是破了将殿学士只授执政的惯例；
同时再给他加了检校少师之职，太子少师算是“储备”三师，检校可以理解为“预备”，再一步便可直接升任为正式三师。
当然，高俅建议的这手也极聪明：除去冠冕堂皇的加职虚衔以外，这份手诏里给予秦刚的实际差遣是陕西宣抚使，算得上总管西北六路军政大事。秦刚一旦接诏，东南八路执政的差遣就免除了，虽然朝廷影响不了东南太子府的主事。可权力毕竟是会让人眼红的东西，想想空下的这个职位，是不是会引起东南内部人的窥探呢？这也算是提前埋下的一颗钉子。
当然，相对于赵佶君臣的这种刻意谋算，秦刚从获知西夏人的异动开始，就令参谋本部在特勤房的辅助之下全力开动，开始调集一切力量用于攻夏准备。
在御笔手诏到杭之前，秦刚还特意回了一趟辽国南京道，不仅和魏国王耶律淳愉快地进行了沟通，对他以自己“贪恋游猎、不务正事”为由头的小报告表示高度赞赏。而且，他同样也安排代笔不断向上京写弹章，弹劾耶律淳生活铺张浪费、歧视将士等等之事——如此这般，既可解释析津府看不到他人，也更会让天祚帝对南京的文武二人更放心。
回来路过汝州时，顺便悄悄启动了钟傅。
不过，这阶段里真正最忙碌的还是谈建。
南京道那里驿道修建以及宋钞发行的事情刚安排妥当，他便前往永兴军路京兆府，开始接触并联络上昔日的童子营商班学生。这些孩子各展有所长，除了自己开办各类工坊及商社，还抱团成立了西北商会，而这个商会所联络的，不仅仅只有他们，实际覆盖了童子营的文班从吏及武班从军的所有人。
谈建只让人传了一句“义父将回”，便唤醒了可以触及到西北各地的一张巨网，更是启动了一台无形的庞大机器：
从京兆府出发，前往各边路的交通要道旁的仓库陆续被人看中，或收购、或长租，而且还会时不时运来一些奇奇怪怪的机器设备，却没有人去介绍它们的用处；各地工坊开始大量地采购并囤积各种配件材料，都说是如今年头好，准备扩大生产。
当然，除了奇怪的设备，还有更奇怪的大家伙。比如说，陕西来了一些大商贾，说是在南方赚了很多钱，用大木箱运回来数量可观的大铁柱子，加上各种铁料、大木料，一并都囤积起来，说是要修宅、建祠堂，回家乡宽荣宗耀祖。
当然，这些看似极为正常的市场举动，在环庆路被西贼入寇、前线军事补给陷入困境之后，“被迫”临时调整。几乎所有的后方工坊、商行，都改成了军械生产场所，那些原本用于打造农具、以及制造精细首饰的机器，也被纷纷改用为生产武器、刀箭枪甲类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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