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头目的愤怒瞬间引来了同伴们的共鸣，这群平时木讷寡言的外省农民一个个都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同亚瑟讲述起了他们起源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遭遇。
有的讲起了他的老父亲在田间收割荞麦时，便毫无征兆的被国民议会派来的征兵官强征入伍的故事，有的则谈起了家人被共和政府军队屠杀的遭遇，还有的则愤怒的拍打着桌子指责雅各宾派对他们家乡施加的暴政，详细的描述了他家附近一位和蔼可亲的乡间老神父因为拒绝表示反教会立场，所以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
但在这些讲述者亲历的遭遇当中，最终都汇聚了到了一个时间和地点——1793年的旺代，以及那份国民议会下达的强征入伍的征兵令。
这群老实巴交的农民描述的经历几乎与基佐、梯也尔以及其他许多为共和派或是拿破仑站台的历史学者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过，撇开那些夹杂了个人观点的情感输出，亚瑟还是利用自身的历史素养还原出了一个最简单贴切的真相。
1793年的法兰西发生了三件大事：主政法兰西的吉伦特派倒台，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对法宣战，以及发生在法兰西国内的以旺代起义为首的一系列内战。
如果简要的总结，便是前两件大事的发生，最终催化了内战的发生。
吉伦特派的倒台是由于巴黎发生了雅各宾派武装起义，虽然雅各宾派以武力夺取了巴黎，并完全掌控了国民议会，但实际上他们夺取的也就仅仅是巴黎而已。
在外省，许多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并非出自选举而是以武力上台的新政府。
但是这种不满通常只是充斥于外省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对于乡下的农民来说，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并不关心什么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
对于这些成天忙碌于田间地头的庄稼汉来说，不管是国王、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他们其实看起来都没什么区别，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种好自己的田。
这些外省农民，尤其是西北部的农民，对于政治向来不是很关心。
法兰西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林地与沼泽地，这里的人口也不像是巴黎那样稠密。所以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靠着种地和放牧来养家糊口一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并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对于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即便偶有抱怨，但也从未达到过想要起来造反的程度。从一千多年前开始，他们祖祖辈辈便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早上在田间忙碌，下午管理家中的牲畜，如果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通常都会习惯性的咨询当地最有名望和最博学的那个人——神父。
或许在法兰西的其他富裕地区，神父当中出了不少侵吞教区财产的败类。但是布列塔尼与旺代等地区的神父们在这些农民的口中，却全都是一等一的慈悲绅士。他们为接济贫困信徒，开导他们的罪恶，组织信徒们在农闲时期开凿水利工程，还能给他们讲解《圣经》中的疑难之处。
至于为什么这些乡下神父会与富裕地区的神父表现出如此大的人格差异，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通常只有那些信仰最虔诚、品性最优良的神父才能够在穷乡僻壤几十年如一日的传道，但凡他们心中存在半点物质上的欲望，那一定早就千方百计的找机会回到繁华都市了。
这些来自布列塔尼与旺代地区的农民与教士的和谐相处已经持续了一千年的时间，而一代又一代虔诚神父的前赴后继自然也就使得农民们将当地神父视为他们的领袖，这种依赖关系不仅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层次的。
所以，当共和政府下令逮捕当地所有未向新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时，这帮平时看起来温顺善良的农民们立即就愤怒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这辈子头一次参加了抗议行动，为的就是能够央求政府把他们的好神父放回来。
但是在1793年的1月，路易十六被处死时，这帮农民却没有任何的抗议，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多也就是惊呼一声：“我的上帝啊！他们居然砍了国王的头颅！”
不过，光是逮捕神父，还没有使得这帮农民拿起武器，他们仅仅只是怒不可遏而已。
最终激化矛盾的是1793年3月政府下达的加征农业税和30万人的征兵令。
他们不理解也不同意参加一场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争。
在这群布列塔尼农民的观念里，打仗是为了守护领主和家乡的土地、财产和信仰，如果他们去当兵，那也只会在家乡附近作战。如果他们有一天离开家乡去作战，那最大的可能不是去参加什么反法战争，而是在神父们的带领下加入了十字军。
在老观念里，参军从来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他们听不懂也不愿意听那些新发明的词汇，比如‘民族利益’又或者是‘爱国主义’之类的。他们能看见的就是新政府逮捕处决了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想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庄稼地去当兵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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