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江市与远洲市之间也通了高铁。过去两地交通，坐长途汽车需要七八个小时，现在乘高铁用不了两个小时。
我们一家三口告别了司马斌斌、关阿姨、郑桂娜，乘上了从贵江市返回远洲市的高铁。
坐在整洁、舒适的高铁车厢里，司马瑶瑶、木思月都睡着了。
我也闭目养神。
忽然，我想到，当校长后，自己忙于事务，不再写日记了。
我已写了20多本日记，中断了有些可惜，今天起再写下去吧。读书的习惯我一直坚持着，每周至少读一部纸质书，一年不低于60部书。
总结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唯一的安慰是，在生活上、工作中，自己一直尽心尽力，没有游戏人生，没有蹉跎岁月，与打扑克、打麻将等无谓的消遣性娱乐活动无缘。人最后都是死，但过程有两种：腐朽和燃烧。他选择的是燃烧。我虽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自认为有些特立独行……这当然是我的经历造成的。
我觉得，如今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成为学问大家，但工作还算顺心、舒心，生活上也无忧无虑，无论是与父母弟妹的大家庭，还是与老婆孩子的小家庭，基本上都能知冷知热、和和睦睦的。
但我却时常感到一丝不安。因为，在我已往的人生中，在得意或者高兴的时候，往往会突生变故，立即导致失意、烦恼，顺境与逆境，高潮与低潮，总是交替轮回、循环往复，就像春夏秋冬之变换，这就是我的人生状态，或者说逃脱不了的宿命？唉，人只要活着，就充满变数。变是永恒的，不变只是暂时的。我担心自己目前的平和、宁静被打破。
我即将面临的不测之祸患会是什么？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中的？我又实在无法想象。平安是福。
年过半百的我根本不想再折腾了。可是，我能左右吗？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贺红旗打来的电话：“弦子呀，在哪里呀?”
“你好，贺校长，我在回远洲的高铁上。”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40周年，省伦理学会应该搞一些活动，作一些反思……我有些想法，打算尽快跟你商量一下。”
“好的，贺校长，我回去马上去找你。”
“不用太急，你回来后休息休息再说吧。”
开学前夕，我与贺红旗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了。
贺红旗虽然不当校长了，在我的坚持下，他的办公室依然为他保留着。贺红旗现在是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我是省伦理学会会长。
贺红旗说：“达·芬奇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如果没有历史的知识，一个民族的人格心理就会失去连续性，会不断地重复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记不住过去的教训。文革这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反思历史是所有人的责任。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全社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了深刻反思。‘四人帮’被公开审判，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得到平反，整个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也是那时出现的。此外，还涌现了以政治运动为背景的一批电影及艺术作品，它们共同洗涤了人们的心灵。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定性，认为它是严重错误。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对文革的看法都深受《决议》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面反思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革是悲剧，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10年文革给我们民族的创伤却是极其惨痛、难以消除的。对文革亲历者、受害者来说，更是如此。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上来。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不少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历史更需要的是反思，但我们做得不够。一个民族，不怕它犯错误，就怕它记不住教训。如果记不住教训，那些损失掉的东西，才是真正损失了的。只有记住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一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对特殊历史阶段的反人性、反理性，如果能深刻反思，我们的民族，就会更人道主义、更人性、更理性，更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知道爱是什么。琢磨琢磨这些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这些东西不反思，觉得反思似乎造成思想混乱，或者会被利用，认为是对政治的一种否定，或者怀疑，带来的结果可能更可怕。列宁说：‘我们应当说实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不能掩盖历史错误。面对历史，诚实是最合适的态度。对历史，德国的诚实值得学习。应当说，中国社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面反思文革的力度，是今天民间自发反思行动无法相比的。然而，对文革的规模性反思在国家政治日程上，毕竟翻过去了。对于文革的学术性研究及个体性反思将在民间绵延不绝，这种自然的延续过程对国家是好事。对文革的反思不仅应是口头的。文革的突出表现是砸烂一切秩序，搞冤案，贴充满恶意诽谤的大字报等。此外还有搞极端个人崇拜。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它有过一次，就应被中华民族永远记住。有人说，要向前看，对文革别再纠缠不休了。我们反思的目的，不是揭伤疤，而是要永远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使我们前进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
“贺校长说得蛮对。我完全赞同。我想省伦理学会应该就反思文革开一次专题研讨会，可以先提前发个通知，先让会员们撰写论文。你看怎么样？”
“蛮好。我俩的意见统一了，可以召开省伦理学会理事会，就这个事布置一下。”
“好的，贺校长，我让学会秘书长定下时间，然后通知大家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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