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朝中大臣们来来去去，起起伏伏，逐渐形成了吕大防和刘挚两强对立的局面，其余像韩忠彦、许将和苏颂等人虽然也位居高位，但名利心不强，又不善经营，便如过客一般。
苏轼离京后，苏辙一年内数次得到提拔，先是起居郎，再是中书舍人，如今已经是吏部尚书了，不能不说太皇太后对苏家兄弟确实不一般。
元佑五年的正月，范祖禹呈上札子，进言苏轼文章为天下所重，加之对朝廷忠义，遇事敢言，不可以长时间离开朝廷，请求召回。
但苏轼这时正忙着清理西湖呢，自然不可能还朝了。
西湖的治理在苏轼拿到朝廷下发的度牒后，便开始着手准备了。
然而苏轼的文采又给他惹麻烦了，在上呈朝廷开湖的状子中，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所以不能废。这话一出，自然被言官攻击他开湖之举只为“游观之美”。
当然，这不是苏轼的问题，只是有人不想让他回京的常规操作。
西湖的问题首先是淤泥，这个好解决，只要有足够的人手和船只，挖就是了。
正遇上灾年，苏轼便以工代赈，让那些没饭吃的人都到西湖里挖泥巴，由衙门提供伙食，又征调了部分扞江军前来帮忙，人手自然不是问题了。船只不够，苏轼便给周边的秀州等地写信求援，他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在地方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很快就有了足够多的运泥船。
可如此多的泥往哪里运，也是个问题，苏轼由湖上东西向的白堤得到灵感，便将清理出来的淤泥筑成一条南北向的长堤。
工程前后共耗时四个多月，大功告成之日，西湖焕然一新，且又多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堤。白公堤不是白居易修的，苏公堤却实实在在是苏轼的功劳，也值得他得意一回。
再一个问题则是湖中水草和野茭白的肆虐，这个问题苏轼采纳属下意见，将贴近湖边的区域租给民户种菱角，如此一来，每到春季，农户会在下种之前清理一遍湖中杂草，衙门就不用再管了。
苏轼又担心农户越界，在湖中立小石塔为记。
整个开湖过程中，苏过都没有在苏轼身边当监工，他忙着和章惇就朝中的风向商量对策。
如今已是哲宗继位的第五年，朝中自然全是旧党的天下，可新党的那帮人，又不是死了，只是在地方为官而已，所以时不时闹出点动静来，让朝廷不痛快。
除了作大死的蔡确之外，还有像吕惠卿、章惇和曾布这样曾经的宰执，都在蛰伏，等待机会。
前几年倒也罢了，有司马光、吕公着和文彦博坐镇中央，皇帝也年幼，全凭太皇太后处置，新党们全无机会。
可不曾想才几年时间，司马光和吕公着便相继离世，八十多岁的文彦博也实在熬不下去了，在二月光荣退休，朝中再无这等重臣压阵，加上如今小皇帝已经十五岁了，明显表现出对太皇太后和当朝宰执们的不满，所以娘娘也不得不为垂帘听政之后的事情做准备了。
有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哲宗常用的一张小桌子，已经很旧了，太皇太后便命人换掉，但小皇帝又让人搬了回来，面对询问，他对娘娘说道：“是爹爹用过的。”
大臣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小皇帝的怨气，每次御前奏对，赵煦总是一声不吭，太皇太后一次问他意见，他答道：“娘娘已经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所以吕大防和刘挚也开始揣度，等皇帝亲政了，是不是风向就彻底变了？
于是他们开始未雨绸缪，打算召一些没有威胁的新党入朝，缓和一下局势，平息一下新党的怨念，称之为“调停”。
章惇冷笑道：“吕大防忠厚无能，这主意想必是刘挚出的，为了权位也是豁出去了，他自己就是靠攻击新法上位的，如今又来示好，真是无耻之尤。”
苏过没他这么生气，毕竟政治不就是这么回事，问道：“世伯以为他放出风来，宫中会同意吗？”
“尚不好说，还要看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应如何，”章惇说着，古怪地看了一眼苏过，继续道：“你那叔父就肯定不会同意。”
这点苏过也想到了，苏辙是宁折不弯的性子，没有妥协，只有战斗，不过有苏轼在，扶哥魔那里说不定可以曲线劝一下。
苏过笑道：“就算能启用几人，估计也是些小虾米，刘挚总不至于当真给自己找几个对手。”
“那是自然，”章惇也道：“不过缓和一下而已，大势上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苏过却有个主意，说道：“我看世伯可以上书试试，申请调到西北去。”
“去西北有何用？”章惇不解。
苏过解释道：“去西北的好处有三个，一个偏远之地，朝中那帮人不会过分阻拦，世伯可以先摆脱如今闲置的境地，二是西北乃先帝心心念念之所在，眼下虽弃地求和，但官家亲政后，势必有所作为，世伯可以先去准备，三则是如今延安府是范尧夫坐镇，他比较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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