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楷模麾下的诸多谋士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呢，大肆宣传界桥之胜，稳住冀州境内的诸多豪强。
并且联合豪强对黑山贼张燕之流实施可更为严厉的封锁打击。
张燕没有辜负大玉儿，界桥之战的时候出山捣乱来着。
他的表现，明显与大玉儿重用亡命奸臧与商贩庸儿，并打压豪强这一政策相关。
可惜大玉儿主阵败北，张燕他们孤军也翻不起太大风浪。
连张燕这种贼人都知道的事情，冀州豪强如何不知？
但为什么他们宁愿倒向公孙大玉儿，也不肯亲附重用豪强士人的袁楷模绍呢？
这其实跟袁绍麾下的亲信结构有关。
袁绍座下亲信，以颍川人和南阳人为主，这又涉及到流人与本土派之争。
所谓流人，也就是外乡人。
小馥馥当年赴任时大肆招揽颍川人就是这个原因。
由于三互法，担任州郡主官的必定是流人，也就是外地官员。
如果倚重本土豪强，就不可避免的沦为清谈坐啸之辈，画诺备选之徒。
被架空而没有实权，成为供起来的牌坊被提线的木偶。
所以流官一定要有自己的班底，对本地豪强采取打压和拉拢并行的策略。
只凭一部三互法，你就能看出桓帝志陛下用心之精绝。
士人豪强挑不出毛病的一份回避制度，却影响深远，到他死了之后许多年依旧不断引起豪强之间的争斗。
庚哥啰里吧嗦的一大堆坏主意，其实没有一个能有这种效果。
也就是一份推举制能给三互法敲敲边鼓。
一定程度上增强地方豪强的话语权，挟制转化为军阀的流人集团。
三互法配合党锢的激烈手段，算得上一缓一急。
如若不在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以桓帝志陛下的强硬做派与权谋手腕，世家豪强之祸没准儿真能在他手里头缓解。
那后世也就没有桓帝荒淫昏庸之类的诋毁之辞了。
只可惜亲政时间不够长就驾崩了。
他死的本身也很蹊跷。
延熹九年九月下诏将启衅的成瑨、刘质逮捕处斩，掀开党锢之乱的序幕。
第二年才开始大规模党锢，第三年一月份，突然在议政的德阳前殿驾崩。
说是病逝。
联想东汉历代帝王的寿元，唯有头一个秀儿光武帝和最后一个傀儡汉献帝能享长寿。
这是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桓帝一死，有那么个憨批老婆窦妙和更为憨批的丈人窦武跟宦官一番乱斗，接任的又是才十来岁的熊孩子灵帝。
不用黄巾之乱，其实对世家豪强的打压分化就很难彻底了。
小馥馥对颍川士人的招揽还是很有效果的。
《魏书 荀彧传》说：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
在二颖西迁长安之前半年左右，任司空的荀爽莫名其妙病死了。
借着送灵柩返乡的机会，荀家得以在被胁迫整体迁徙长安之前脱身。
如果是有意，不能不佩服荀家的大手笔与灵敏嗅觉。
但估计是被二颖的骚操作吓着了，荀彧做主，荀家从颍川举家迁往了冀州。
这才有荀谌当二五仔黑了小馥馥迎袁楷模绍的事儿。
除了荀家，郭图、辛评也是当时被小馥馥招揽来的颍川士人，一并归入了袁绍麾下。
除了这一派，还有袁楷模在京师反宦官时候的“奔走之友”。
这帮奔走之友以南阳人为主，譬如逄纪、许攸等人。
南阳是个很奇葩的地方。
按《续汉书 郡国志》，南阳郡隶属荆州。
乍看似乎南阳士人应被归入荆楚，其实不然。
先秦时代的三楚故地，在两汉时分布在豫、荆、徐、扬诸州，当中并不包括南阳。
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又将南阳与颍川合并描述，称之为“夏人之居”。
而《续汉书 五行志》则将南阳与汝南、颍川合归为一类。
认为三地“上采虚誉，专做威福”，在风俗文化方面存在相似性。
汝南、颍川隶属豫州，兖、豫二州在汉魏时代亦称“中州”，即中原腹地。
“汝颖多奇士”，南阳与汝、颍并称，基本也被划入中州地区。
这里问题就来了，汝颍南相同尿性的三个地方，袁楷模绍麾下唯独缺少家乡汝南人。
与汉末割据势力重用乡党宗族的传统很矛盾。
想想他那尴尬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他身边只能是一帮子不了解四世三公袁家内情的外围，真正的乡党嫡系都跑去袁枯骨术那边儿了。
有南阳派和颍川派挤满绍宝宝眼吧前儿，哪儿还有冀州本土豪强的位置？
可不就倒向大玉儿了么？
这其中赵豪强子龙将军不是孤例，界桥之败后常山郡整个郡都继续倒向了大玉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绍宝宝大量重用冀州士族，譬如田丰、审配、沮授等人。
张合、颜良、文丑都是在这个阶段冒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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