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奏道：“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曾说过，我养兵百万，却不耗费民间一分一毫钱财。这里所说的不花民间钱粮的军队，正是指全国各地卫所的驻军。朝廷之所以要供养这批军队，原本就是为了随时可以调遣征战。外来调遣的军队需要转运粮饷供应，而卫所军则实行屯田制度，自行生产粮食。民间农田都要缴纳赋税，而屯田则只需上交收获的粮食，这就体现了古代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思想，这一制度深远而卓有成效。明成祖朱棣曾派遣英国公率领贵州、四川、广东等地的士兵征讨黎季犁,还调集北京、南京以及山西、陕西、山东、湖广等地的部队讨伐本雅失里。这些例子正是早期卫军调动参与作战的有力证明。
此后也有例子，比如马昂平定水徭之乱，韩雍平定大藤峡叛乱，卫泾平定西宁部落首领沙把的叛乱，白能讨伐襄阳地区的匪首刘千斤，程信成功镇压了山都蛮的动乱，万镗清剿了蜡尔苗的叛乱，潘潘出征击败了思恩部落首领岑浚，邹文盛平定了香炉部落首领阿傍的叛乱，李化龙征讨播州土司杨应龙。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卫所军的力量完成的。可见，卫所军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征调参与各地的军事行动。
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成祖亲自率领京营兵出王剌河攻打瓦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亲自带领铁骑从喜峰口攻打厘良哈，这些都是京营兵出征的早期实例。之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成国公率军抵抗大宁地区的朵颜部侵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俞子俊出兵征讨亦思马因；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面对侵犯大同地区的敌军，保国公朱晖驻守宣大防线。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流寇刘六、刘七带领群众北上，陆完、马中锡驻扎涿州应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土鲁番入侵甘肃，金献氏自兰州出兵抵抗。所有这些战事中，均采用了京营兵。由此可见，京营兵也同样经常被征调参与战斗。
然而没想到的是，军队管理体系逐渐废弛，祖制荡然无存。京营的士兵拘泥于‘居重驭轻’的理论，长期未经实战训练，变得冗员众多、无所事事，而且骄傲横蛮，无法派遣上战场。卫所的士兵也因为之前的某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时不立即调动，而是采取了另外的办法——招募新兵。可是，招募新兵就能算是长久之策吗？
卫所军队靠屯田维生，就像京营士兵靠每月发放的粮饷一样。若是军队养了上千天，却一天也不能发挥作用，那就如同成了无用的累赘。既然不使用这些卫所军队，那就应该用他们原本应产的粮食去供养募集的新兵，但现在却既不征收屯田的粮食，也不合理调度卫所军力，只知道提议向贫困百姓增加赋税，而不去关注从卫所中找到能自给自足的军队，这样做实在是违背了祖宗当初设立卫所和屯田制度的初衷。
现如今要解决军粮充足的问题，关键在于裁撤雇佣兵而重用卫所兵。若想重振卫所兵，首要之举就是清理整治屯田制度。然而，时至今日，屯田制度已然弊端丛生，士兵们因屯田无须正式登记在册，可以借此逃避兵役，私下买卖屯田；豪强贵族因屯田不必缴纳赋税，可以避免自己的赋税义务，也私下收购屯田；而管理屯田的军官则因士兵逃亡可以独占屯田的收益，任由私人随意买卖军屯田地，却没有追补和监管。由于上述这三大弊端，军屯已经十剩无一。
现在如果要解决军屯问题，可以将军屯事务专门交由各省的兵巡道官员负责，明确规定他们的责任，命令他们务必做到：对于逃亡的军丁必须追回，死亡或绝嗣的要有人替补；对于私自典卖的屯田要追回；对于隐瞒侵占屯田的情况要严格核查。一旦有战争动员或征调需求，应命令兵巡道官员协同卫所掌印指挥官，一同押送士兵到营地服役。这样一来，士兵在被征调时，其所在的卫所原本应缴纳的屯粮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日常口粮；军队人数有了固定额度，军饷发放就不会出现虚假冒领的情况，这是第一大好处。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籍贯记录，逃跑的士兵可以被追踪，这是第二大好处。士兵考虑到家人亲戚，就不敢轻易挑衅闹事，这是第三大好处。每个人都明确自己所属的编制，官将之间也不敢随意掺杂混淆，这是第四大好处。士兵经过充分训练，临阵时就不会慌乱喧哗，这是第五大好处。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可以一举获得五大优势。”
毛羽健，字芝田，湖北公安县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最初被任命四川万县知县，之后调任到巴县任职，后又担任云南道御史，因为弹劾杨维垣、阮大铖为奸党，被降级并返回家乡。崇祯皇帝即位初期，毛羽健获得重新启用，并首次提出了针对当时紧急问题的改革方案，特别指出驿站制度对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主张应首要对此进行大力改革，崇祯皇帝非常赞同他的意见。毛羽健因支持袁崇焕受到牵连，被革去官职，返回家乡，后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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