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在鄢陵大战淮夷，东夷，并且将噩，淮，东夷斩杀殆尽，一时间惊骇全国。
自从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之后，以周公旦的周礼，施行王道之政，这便是最初的儒家和黄老之术治国理念的起源。
一直以来，国家都将仁义道德视为首要准则，即便各地出现叛乱，周礼依然有着明确的规定：诸侯若叛国，可进行讨伐并定罪，但最多也只是灭其国家、取消封爵；而只要本人投降，通常不会被判处死罪更不会连累全家全族。
至于卿大夫以及公室子弟，如果他们犯了罪，也会按照相应的礼法来处置。
这种以礼法治国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权贵可能会利用法律漏洞逃避罪责，或者凭借自身地位施加影响，导致公平正义难以得到彻底实现。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周礼仍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还对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这个以礼法治国的时代里，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更注重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并且诸侯国宗族公子，卿士犯罪外逃，逃离本国也不得异地追杀，否则就是残暴不仁。
所以即便到了春秋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反了谋逆大罪的，只要逃到别的地方，基本逃亡者或者小宗都不会再被国君追杀，反而都能卷土重来。
这条规定的初衷源自周公旦的深刻思考。
他旨在通过鲜明对比，凸显出宗周的仁义道德与殷商的残暴行径之间的差异。
毕竟，宗室、卿士以及功臣皆为国家创立者的功勋之士。
若对他们采取赶尽杀绝的全族屠戮手段，那么这些功臣将无后人为之祭祀。
试想一下，一位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人，却因其后世子孙的一时糊涂而犯下大罪，最终导致家族绝嗣，后世之人必将感叹其一生的悲惨遭遇。
如此一来，将来还有谁会全心全意地为朝廷效力呢？
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许会心生畏惧，担心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周公旦制定了这样的规定，以显示朝廷的宽容和仁德。
同时，这也是一种警示，提醒功臣及其子孙要珍惜荣誉，恪守本分，以免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周厉王并不认可周礼所有的内容，他告诉虢公长父等人，宗周从一开始东南，西北都没有安生过。
特别是东南荆蛮之地 ，昭穆两代特别严重，都耗费了整个宗周财政和军队，都没能彻底征服。
徐夷，淮夷，东夷，楚国不停叛乱，就是你来了他投降了，你走了他又开始闹事，反正又死不了 ，不痛不痒的。
周天子要想被人尊敬 ，就不能单单依靠周礼仁义道德，法授予权力，而军队是维护权力的工具，不杀一儆百，他们是不会臣服的。
所以这次我就是要杀鸡儆猴，彻底灭了淮夷，东夷全族，下一个好收拾楚国，震慑天下。
周厉王结束了鄢陵的军事行动，立即挥师南下，直奔随楚边境。
楚王熊渠被两路大军压境，知道大战不可避免，然后也积极动员 征调全国兵力来抗衡随国和吴国的讨伐。
同时熊渠也关注着北边战场，后来得知淮夷，东夷，噩国已经被击败，恐怖的是周厉王是个杀人狂魔，竟然不顾周礼，将三个国家灭国灭族，屠杀殆尽。
楚王熊渠被吓到心惊胆战，这下子也开始心虚，又听到周厉王已经派大军前来征讨。
楚王熊渠于是赶紧召集三个儿子，以及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
有人说赶紧跑，有的说死战到底，有的说投降，有的反对投降，他说你们看看，淮夷，东夷投了，全族被杀，不如拼他个鱼死网破。
楚王熊渠气得不行，没有一个说的靠谱，他环顾四周，发现左徒翁同山似乎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低着头默不作声。
楚王熊渠道：“左徒大人，你乃是寡人的智囊之一，你来说说我们楚国如何应对这次回来危机。”
原先的周昭王之子姬弘后代，未能继承周天子，被楚国挟持，最初楚国原本利用这个棋子，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就让他任个闲散官职。
翁仲乃是姬弘之孙，为人睿智，善辩 ，很有治国能力，现在仍旧在楚国任职左徒。
翁同山微微施礼道：“大王，如今周厉王结束北边战事，挥师南下，攻打楚国志在必得，现在马上大军压境”。
我们楚国现在无非三种选择:
第一:誓死抵抗，但是结局肯定会被击败，国灭身亡。
因为此次周厉王举全国兵力征讨东南之乱，势必下定决心解除蛮夷之地的动乱。
再加上他连续灭掉淮夷，东夷和噩国，士气高涨，再加上残忍屠杀，势必会对我们楚国士卒造成心里上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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