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深知：国企与民企的社会地位不对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更不是靠主义能够解决的问题，毕竟新中国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开放小二十年了，“个体户”、“二道贩子”的帽子虽然从民营企业家的脑袋上摘掉了，但是一些思想贫困而又不思进取的人们，还是用他们卑微的自尊心去鄙视着这些勇于献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可悲的是，这些思想贫困的人分布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
张兰换了个话题问道：“咱们还是从职工的角度说说这次改制吧，晓云，你认识的基层职工都是怎么看待这次改制的？”
马晓云面对这个问题，诚实的自责道：“我，我很惭愧，说实话，我认识的基层职工很多，但是并没有过多的交集，就是说也只能说一些皮毛和我看到或者听说的现象。我脱离群众了，对不起。”
武志学安慰道：“没什么可对不起的，比起那些坐在办公室拍屁股给企业改制的人，我们已经高尚的不能再高尚了。他们很多人连纺织厂的大门都没进过，签文件随意的就像丢掉刚擦过鼻涕的手纸一般……面目可憎啊。”
张兰了解武志学，她感觉武志学教育出了一个和他性格相似度极高的“亲闺女”，不仅如此，马晓云还有着青出于蓝的一面。张兰继续说道：“那就说说你看到或者是听说的吧，别当成是采访，咱们就当是聊天了。”
“就说我干爹过去的亲戚周正平吧，典型的国有制造企业里的硕鼠。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靠着监守自盗发了小财，又因为跟我干爹的亲戚关系，一直像个恶霸一样占着纺织厂库房这块儿属于他的自留地。后来许健把他发配去看车棚了，他的‘江湖地位’也就江河日下了。一开始改制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大锅饭吃，他天天背地里捣鼓着别人闹事。后来知道按他自己的年龄可以退休养老了，又开始对左邻右舍冷嘲热讽，说什么‘你们工人干不了就去干二道贩子嘛’、‘摆个小摊儿就算低贱点儿也能糊口嘛’之类的混账话，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陈局好几次都像把他拘了……哎，好吃懒做、欺软怕硬的典型却混了个善终，老天爷不开眼啊。”
武志学听着马晓云评论周正平，羞愧的说道：“怪我，是我当年纵容了这样的人，我才是脱离群众。”
正说话间，武志学家的房门又被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提着菜篮子走了进来。武志学连忙介绍道：“这是我爱人，李艳秋，以前纺织厂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艳秋，这是我跟你提过的张兰，张宏宇的二姐。”
李艳秋虽然四十出头了，但脸上并不显露多少皱纹，再加上语文老师们特有的书卷气，让人一看就平添许多好感。她热情的和张兰打着招呼，说道：“老武以前当领导的时候端架子端惯了，不会招待客人，也就是这几年开始接地气了，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你多担待啊，你们先聊着，我洗菜去。”
张兰道：“嫂子，你别忙了，晚上我安排了一桌饭菜，和武大哥好几年没见了，咱们好好热闹热闹。再说了，头次见面哪能让嫂子受累啊，你快过来坐，正好我想采访点事情，问问您也多些采访内容。”
李艳秋说道：“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不合适的。”
马晓云将李艳秋拉到了沙发上，笑道：“干妈，你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必介意的，就是请客也要我这个小辈儿掏钱才是啊。”
“艳秋，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越客套越见外，等张兰走的时候，咱们喊上亲戚朋友一起喝顿喜酒，再好好招待招待她。”武志学说道。
张兰关心的问道：“嫂子，厂办学校划归区里以后，你现在在哪儿教书呢？”
李艳秋叹息道：“别提了，厂办小学改成了厂后街小学，厂办初中划给了新阳市第三十二中学。学生们还好，该怎么念书还怎么念书，我们这些老师现在都成了民办教师，待遇低得很。一些上岁数的老师们退休了还好，像我们这个岁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臭老九”的词儿还没彻底消失，工人身份也不是，人到中年才混上个民办教师。”
“你们没有和区领导反应么？”张兰问道。
“当老师的都脸皮儿薄，个别人去反映了，但是连接见他们的领导叫什么都没弄清楚就被打发回来了。纺织厂的厂办学校有几个文革后恢复工作的大知识分子，现在都退休在家了，这些老同志们看不惯这个事情，给上级写了信反映情况，估计会有回信的，等着吧，着急没有用。”李艳秋理智的说道。
“老师们会不会带着情绪上课，影响教学质量呢？”张兰问道。
“能不受影响么？可怜这些孩子们了。”李艳秋叹气道。
武志学说道：“方便的话，你也帮着在报纸上反映反映，要是领导不让发这样的文章，你也别为难，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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