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后上班的第一天，谭卫兵的办公桌上又摆放了一封信。
谭卫兵打开信后看到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谭主任:我是大巴山监狱四监区民警雷功兵，今年三十五岁，共产党员。今天怀着十分诚恳且急切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关注与支持，帮我解决近期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地履行着一名监狱民警的职责。无论是日常的监管任务，还是面对土豆突发状况时的应急处理，我都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为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助力服刑人员改造，我付出了诸多心血，自认为问心无愧。
然而，近期单位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深感委屈与不公。
一是去年年终公务员的评优评先，在这次年度评优中，我所在的监区按照规定进行民主测评，没有公布测评结果，没有唱票环节，同时测评表上并没有监区全体民警，没在测评表上的民警有三个。我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业绩有目共睹，无论是成功转化的土豆数量，还是处理各类监管难题的突出表现，在同事当中都较为突出。我满心期待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公正的认可，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评优名单上并没有我的名字。相反，一些在工作表现上远不如我的同事却赫然在列。当我向领导询问缘由时，得到的答复含糊其辞，只是说综合考量的结果，却并未详细说明我究竟“差”在哪里。我没评上我也认了，但最终那三名没在测评表上的同志却被评为年度优秀，我想问的是评优秀的人却没在测评表上，却又评上了，这是怎么回事？
二是今年查到三年前的一个JS（假·释）案件，我被警告一次，我认为处理不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是四年前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四监区，从事老病残土豆的改造工作。当时有一个分监区长带领我们三个人管理60来名老病残土豆。由于当时老病残队才成立，又因为老病残土豆的特殊性，所以我们队上就一起管理这60来名罪犯，没有具体确定每名土豆的包教民警，大家一起管理，因为老残病土豆刑事行政奖励都比较少，就是日常的管控。在三年前的一天早上，我们在开周前会的时候，刑执干事说某土豆JS，请分监区哪个民警签个字。此时此刻老病残土豆的JS与其他土豆一样，都是年底为了完成JS指标而由监狱监区共同研究哪些土豆JS，生产监区的土豆就是要满刑的又可能减最后一次刑的土豆中选择，一般JS比正常减刑快三五个月而矣！而老病残土豆的JS也是刑期较短，有一个行政奖励的土豆。当然土豆也是监区先研究确定好JS土豆名单（一般是刑执干事与分监区联合摸排初步名单，再报监区研究），再由分监区民警撰写询问笔录、旁证和经管民警鉴定，然后监区干事再起草JS建议书报监狱刑执科。当时开会有分监区长和两个分监区民警，而询问笔录和旁证也撰写完了，所以当我看到分监区民警没有主动签字，我就主动签了经管民警的字，事实上分监区的每个民警都是经管民警。现在查出这个土豆是累犯，不符合JS条件，要追究相关民警的责任。处理结果就是监区刑执干事记过处分，我（签经管民警字的）警告处分，监区长和刑执科干事是诫勉谈话，而研究决定该土豆可以JS的刑执科的科长、监区分管刑执工作的副监区长和分监区的分监区长、撰写询问笔录的民警都没有责任，这是依据哪款哪条处理的？这是选择性处理吗？这让我对领导的决策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这些事情的累积，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归属感。我热爱这份事业，也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但如此不公的对待，让我时常陷入自我怀疑，甚至开始焦虑是否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坚持下去。
我衷心希望监狱局政治部能够介入调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还我一个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我相信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让真正踏实做事的人寒心。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信件，期待您的回复与帮助。
谭卫兵看完信件，思考一下后，在来信上签上请张副主任调查处理。谭卫兵曾在政治部的工作会上要求普通来信来访一周内答复，涉及一般奖励和处分的两周内答复，其他的需要延长回复时间的经领导同意可适当延长一至两个月。
谭卫兵坐在办公室里，想到年终的公务员考评还是要规范化、程序化和正规化，目前看不出来优秀有多么大的好处，但等到十几年后普通民警也可晋升四级高级警长（副处级、副调研员）时大家就要争了，一些女民警更是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看家本领，因为女民警在男犯监狱工作轻松，而升为副处级就由55岁退休延长为60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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