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让诸军各自造浮桥的策略看似灵活，实则缺乏整体的指挥调度。这导致各军各自为战，浮桥建成的时间无法统一。当一部分军队已经开始进攻时，其他军队可能还在桥上或者尚未完工，这使得整个军队的进攻节奏完全被打乱。
在战斗过程中，他对战场的局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及时有效的指挥调整。当王辩突破李密外栅，李密营地陷入混乱时，他没有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扩大战果或者巩固胜利的机会，反而下达了鸣角收众的指令，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士兵们的混乱和溃败。
隋朝军队协作与应变也是这次战败的主要问题。
各军在建造浮桥和渡河进攻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同作战能力。从浮桥建造到进攻推进，没有形成一个紧密配合的整体。在遇到李密的反击时，士兵们缺乏应对突发情况的训练和默契，容易造成恐慌和混乱。
另外王世充的军队组成比较复杂，在几次与李密瓦岗军作战失利后，一直在补充兵力，这些兵力包含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士兵，在统一指挥和协调行动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旦出现危机情况，难以迅速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还有就是王世充的轻敌心理，刚抵达前线时，首战击败了李密驻军，可能因此产生了轻敌心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李密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仍然具备很强的反击能力。他对李密的防御和对战局的应对策略估计不足，认为可以通过一次突然的进攻彻底击败李密，而忽略了李密可能会利用他的进攻失误进行反击。
这一次的失败对王世充的势力打击巨大。他的军队人数锐减，精锐力量损失惨重。这不仅削弱了他的军事力量，也影响了他在东都的政治威望。原本可能支持他的势力会对他的能力产生怀疑，在东都内部的权力争斗或者政治博弈中，他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军事战略上，他失去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良机。原本如果能够彻底击败李密，他可以在中原地区占据更大的地盘，整合更多的资源。但这次失败后，他需要重新整顿军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恢复元气，在与其他割据势力的竞争中逐渐落后。
新年伊始，李密的胜利则再次提升了他的威望和士气。他的军队通过这次反击证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顽强作风，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士兵和人才来投靠他。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周边地区和其他割据势力形成更大的威胁。
在与王世充的对抗中，他取得了主动地位。这使他能够更加从容地调整自己的战略，比如巩固防线、发展经济、扩充地盘等，并且在与东都方面的周旋中有了更多的筹码。
王世充和李密是当时中原地区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胜负变化会影响其他势力的决策。一些原本观望或者摇摆不定的势力可能会重新评估双方的力量对比，选择投靠更具优势的一方或者调整自己的战略，避免卷入他们的争斗或者利用他们的矛盾谋取自身利益。
这场战役的结果也使得中原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其他割据势力可能会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或者在这两方的矛盾中寻找机会崛起，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分裂和混战局面。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王世充在被李密打败后屯兵含嘉城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军事意义。含嘉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位于洛阳城东北，靠近洛水，周围的地形可以为王世充的军队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储备有一定的物资和军事设施，屯兵于此能够有效地抵御李密可能的进一步攻击。
控制含嘉城意味着可以扼守洛阳的东大门，防止李密的势力进一步向洛阳渗透。对于保护洛阳周边的安全以及维持洛阳地区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战败后的王世充军队士气低落，兵力也有较大损失。含嘉城为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重新整顿军队。他可以在城中清点剩余的兵力，补充武器装备，同时对士兵进行训练和激励，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含嘉城还可以重新组织军事指挥体系，调整作战策略，为下一次与李密或者其他敌对势力的战斗做准备。
再者就是政治意义。洛阳在当时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地区。王世充屯兵含嘉城有助于稳定洛阳城内的局势。他的存在可以让洛阳的官员、百姓以及一些地方势力看到他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从而减少内部的动荡和混乱。
对于维持洛阳地区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转有一定的作用。他可以通过控制含嘉城来影响洛阳的政治决策，防止其他势力趁虚而入。
屯兵含嘉城也是王世充向各方势力表明自己仍有实力和决心的一种方式。向李密显示他不会轻易被打倒，仍然有能力卷土重来；向隋朝旧部或者其他割据势力表明他在洛阳地区仍然有一定的根基和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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