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晨雾还没散干净呢，胡逸就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出来了。他后脖子那儿还带着飞机上空调吹出来的那股子凉意。
他低脑袋瞅了瞅手表，嚯，比约好的时间早了半个钟头。这可是他在琴行打工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守时嘛，这是对事儿对人最基本的尊重啊。
国际教育援助组织的总部就在莱蒙湖边上，那奶白色的大楼在晨雾里头若隐若现的，就跟一块泡了水的方糖似的。
胡逸站在玻璃幕墙前面整他衬衫领口的时候，门童就一路小跑过来了：“胡先生，大卫先生正在三楼会议室等您呢。”
胡逸一推开门，立马就瞧见长桌子那头有个穿西装特别笔挺的男人。
大卫那头银发梳得那叫一个齐整，一丝儿不乱。他戴着金丝眼镜，那眼神就跟扫描仪似的，胡逸刚进门，三秒钟的工夫就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个遍。
“胡先生。”大卫站起身来，伸过来的手骨节特别分明，手上还带着常年握钢笔磨出来的薄茧呢，“您搞的那个音乐环保活动我看过报道了。去年在非洲草原用旧乐器弄出来的音乐教室，那可真是相当有创意啊。”
胡逸一坐下，就瞅见自己面前摆着一沓文件，封皮上印着“跨国音乐教育援助可行性评估”这几个字。
“不过跨国援助可不是办慈善晚会那么简单的事儿。”大卫把文件打开，手指就点在“政治敏感度”那几个字上，说道：“A国穷得教育资源都没多少，连基础乐理教材都得手写；B国呢，刚闹过文化保护主义那档子事儿；C国的地方武装啊，把学校都当成临时营地了。您打算怎么让一把吉他能在这种情况下派上用场呢？”
胡逸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照片。最上头那张是他上个月在云南山区拍的。照片里有七个孩子围着一把少了弦的木吉他呢。最大的那个女孩拿树枝当拨片，其他孩子跟着哼《小星星》，还都跑调了。
胡逸说：“三年前我在直播里讲‘音乐不该有门槛’，结果有观众骂我，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把照片推到大卫面前，“后来我让人去统计了全国山区小学音乐器材缺多少。这一统计可不得了，发现78%的学校连一架电子琴都没有。你看现在那些孩子啊，能在旧奶粉罐上敲出节奏，用竹管做排箫。就是说呢，乐器啥都能当，但重点是得让孩子们知道，音乐是值得期待的。”
大卫的眼神就停在照片上不动了。第二张照片里还是那群孩子，抱着他捐赠的新吉他，笑得那叫一个开心，缺了牙的牙龈都露出来了。
胡逸接着说：“所以我的想法是，每个国家都单独做个需求评估。”胡逸把平板打开，找出三张地图来。他说：“A国缺基础乐器，还得给教师搞搞培训；B国呢，要是能让本土音乐人参与合作，抵触情绪估计就能少点；C国……”他的手指停在C国地图上，“从流动音乐教室入手应该行，不过得绕开那些有武装冲突的地方。”
大卫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后面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些，说：“您对‘因地制宜’的理解比我想的要深啊。”说完就把文件合上了，又接着讲：“可A国是第一个试点，他们的教育部门对国际援助一直都特别谨慎。A国教育部文化司司长是玛丽·约翰逊女士，我觉得您今天就得飞到A国去。”
A国首都的机场就像个被岁月折腾得破旧不堪的老玩具。
胡逸拉着行李箱走下舷梯的时候，一股夹杂着尘土的热浪直往脸上扑。远远地能看到一群又黑又瘦的孩子追着行李车跑呢，有个孩子手里举着个用铁皮罐做的“鼓”，正拿着树枝敲得像模像样的。
玛丽的办公室在教育部大楼的顶楼，百叶窗拉得死死的，空调嗡嗡作响，声音特别刺耳。
这位穿着藏蓝色西装的女官员把咖啡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说道：“胡先生，A国每年都要接待27个国际援助项目呢。去年有个组织捐了三百台钢琴，结果因为没电，三分之二都成了破铜烂铁。”
她从一堆东西里抽出一份资料，“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这正是胡逸近三年的资金流向表，就是大卫之前要求提供的那份证明。“你的钱都是从演唱会、广告代言，还有粉丝应援这些地方来的。”玛丽一边用指甲敲着纸张，一边说道，“我咋能知道，你不是来给新歌炒作热度的呢？”
胡逸突然就想起了出发之前翻出来的那张旧照片。
他伸手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了一个塑封袋，那张泛黄的照片里，十六岁的他正站在琴行的玻璃柜前面呢。他的鼻尖紧紧贴着那冰凉的玻璃，眼睛亮晶晶的，就那么望着柜子里的红棉吉他。那可是他在琴行当了三个月杂工，却连琴盒都没机会摸一下的宝贝啊。
“我十三岁的时候，在二手市场捡到了一把断了两根弦的吉他。”他把照片推了过去，“琴头上刻着‘赠小逸，未来是你的舞台’，后来才晓得是老板偷偷刻上去的。那把琴陪着我熬过了高考之前那种崩溃的日子，我还在出租屋漏水的阳台上用它写了第一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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