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叫她来书房”的时候，都是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没有人说破，没有人敢看。玛丽安娜学会了不出声，也学会了在走廊遇到其他佣人时装作若无其事。
她甚至学会了如何不让自己看起来悲伤。只有在凌晨打扫厨房的时候，她会偶尔盯着砧板上的那把菜刀，静静地想，如果割掉一段记忆，会不会疼。
三个月后，郭维峻站在阳台抽烟，玛丽安娜站在三米之外低头听吩咐。他突然回头说：“你知道你应该感激我吧。”
她没有动，只轻声答：“是的。”
他点点头：“你这种人，来港城就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不然会摔得很惨。”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从来不是被“引诱”的，而是被“喂养”的。他像一个饲养员，精准掌握她的贫穷、恐惧、羞耻与沉默，并以此为锁链。她不是女仆，也不是情人，她只是一个被拴好的活体附属品，用来填补他权力想象中的私域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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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她在佣人房的浴室里独自干呕，止不住地吐。她不知道是食物出了问题，还是身体出了差错。
直到她在湾仔小巷的药房买下那根验孕棒，在公共厕所等着结果，望着那根测试棒缓缓显现出的红线时，她终于知道她怀孕了。她的静默不是惊慌，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空白，像一个终于走到尽头的迷宫，门打开了，却通向悬崖。
她独自走在夜晚的街头，车辆从身边匆匆滑过，霓虹灯在地面留下红蓝残影。她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给母亲写信。信纸已经发黄，但她一直没寄，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妈妈，我在港城，有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
她没有哭。
回到郭家大宅，她坐在洗衣房的冰冷瓷砖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风干机转了一小时。她已经22岁，读过大学，也知道怀孕的法律后果，但她也清楚这不是马尼拉，不是她的地盘。她在港城，是一个外来劳工，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身份、没有退路。
这个孩子，像是某种无声的控诉，附着在她体内，无法被否认，无法被报告。她花了一周时间犹豫，她把每一个可能的对话预演了十次。
第八天，她鼓起勇气在夜里送茶时站在书房门口，轻声说：“先生……我有事想和您说。”
郭维峻头也没抬：“你可以等我打完电话吗？”
她静静点头，在沙发边等了整整四十分钟。他挂断后抬头看她：“说吧。”
玛丽安娜声音很轻：“我……怀孕了。”
空气里顿时凝滞。
她本以为他会吃惊，震怒，慌乱，甚至愧疚。但没有。
他只是抬眼看了她一秒钟，目光淡得像在审阅一份周报，轻描淡写地说：“你确定是我的？”
玛丽安娜呼吸微顿，点了点头。
郭维峻靠在椅背，指尖叩了叩桌面：“你自己不懂保护自己吗？现在让我来善后？”
她感觉那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脸上，但他没有停。
“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你回菲律宾解决掉。干干净净，谁都不用知道。”他语气温和得像在谈股票止损。
“我不会不照顾你。你要知道你这条件，要不是因为我，你连港城都待不下去。”
她没有争辩，只是听着他说完。
他起身，从抽屉里抽出一个信封，塞进她手中：“港币，我会安排司机送你去机场。”
她没有伸手，只轻声问了一句：“那……如果我不做手术呢？”
郭维峻停顿了一秒，脸上没了笑意：“那你自己承担后果。你可以辞职，或者我让人开除你。你也知道，我在这个圈子里说一句话，你以后在港城没人敢再雇你。”
那晚，玛丽安娜坐在出租屋的床垫上，窗外是尖沙咀的灯火通明，城市轰鸣如潮。她盯着那一沓钱，像是在盯着一份病理切片。
她明白这座城市不会救她。男人不会救她。制度不会救她。她唯一能做的，只有逃离他设定的剧本。
她在一张便利贴上写下几个字：“我不属于你。我的孩子也不会属于你。”
第二天，她辞职离开郭家，电话永不接听。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去向，只带走了三套制服、一支体温计、一个磨损的行李箱，以及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反抗，也是她注定会被毁灭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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