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在1857年那个夏末，被一股沉甸甸的湿气包裹着，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旧棉絮，低低地压在青瓦灰墙之上。
铅灰色的云层厚重得化不开，将天空压得极低，檐角滴落的水珠敲打在阶前青石上，发出单调而执拗的声响，嗒、嗒、嗒，仿佛永无休止的计时，又似某种不祥的叩门。
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气、沤烂草木的微腐，还有一丝若有若无、来自遥远京畿的肃杀寒意。
云南巡抚衙门的书房内，窗纸透进一片惨淡的微光，勉强勾勒出岑毓英伏案的身影。
他穿着半旧的石青色常服袍，肩头微微垮塌，显出一种与身份不符的疲惫。
案头堆积的文书卷宗几乎要没过他的视线，如同一座座沉默的山峦。
他提笔蘸墨，笔尖悬在奏折上方，却久久未能落下，墨滴悄然坠落在宣纸上，洇开一小团浓重的黑，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
烛火在他深陷的眼窝里投下摇曳的阴影，额上深刻的皱纹仿佛被这跳跃的光刻得更深了些。
“大人，”门帘被轻轻掀开，幕僚周先生闪身进来，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京里……又有驿马到了。”
岑毓英搁下笔，抬起头，脸上并无太多意外，只有一种早已预知的沉重缓缓弥漫开来。
“还是……那些东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是。”周先生将一叠用黄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奏折匣子轻轻放在案角，那明黄色在昏暗的光线下异常刺目。
“比前几次……只多不少。”
岑毓英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绫缎，竟微微一顿。他解开系绳，掀开匣盖。
里面厚厚一叠奏章，如同冰冷的砖石，散发着油墨和纸张特有的、带着距离感的气味。
他随手拿起最上面一封，展开。
熟悉的字迹，熟悉的腔调，熟悉的诛心之论，扑面而来，带着字纸所特有的锋利。
“……岑毓英者，其祖乃桂西土司，世代盘踞，僭号称王，实为化外之蛮夷。虽沐天恩，位列封疆，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壮人之血，岂能尽洗？此辈生性狡诈反复，身居高位，手握重兵，尤恐其包藏祸心，一朝反复，则云南危矣，朝廷危矣！”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岑毓英的眼底。
他闭了闭眼，胸中一股浊气翻涌。非我族类……这四个字，如同附骨之蛆，从他踏入仕途的第一天起，就从未真正离开过他的头顶。
无论他如何努力，如何谨小慎微，如何恪尽职守，这一顶“蛮夷”的帽子，似乎永远也摘不掉。
他放下这份，又拿起另一份。
墨迹更新鲜些，言辞也更加赤裸裸地牵扯上了那场几乎颠覆了大清社稷的风暴。
“……查逆首洪秀全，亦出身广西浔州府，与岑毓英籍贯不过百里之遥！洪逆初亦一落魄童生，屡试不第，遂生豺狼之心，作乱天下。今岑毓英以童试、府试、院试连中三元之资，才具远胜洪逆！若其效法同乡，一旦心怀怨望，举旗倡乱，以其在滇经营多年之根基，以其麾下骄兵悍卒，其祸之烈，恐百倍于洪杨！朝廷岂能不防微杜渐？”
“荒谬！”岑毓英猛地将奏折拍在案上，发出一声闷响，震得烛火剧烈跳动。
一股血气直冲脑门，他的脸颊因愤怒而微微涨红。
洪秀全！这名字如同一个巨大的、沾满污秽的烙印。
仅仅因为同是广西人？仅仅因为自己当年侥幸连中三元？这便成了他心怀不轨的“铁证”？他岑毓英一生功业，竟要因为这荒谬的地域关联而蒙上叛乱的阴影？
他想起当年在广西率兵围剿天地会余部，因念及乡情，曾严令不得滥杀无辜，对一个据说是洪姓聚居的村落网开一面，此事竟也被有心人翻检出来，成了他与“逆匪”暗通款曲的蛛丝马迹！周先生无声地叹了口气，眼中满是忧虑。
第三份奏折的指控更为直接，直指他统兵时的“桀骜不驯”。
“……岑毓英统兵，每每恃功自傲，目无纲纪。征黔西苗乱时，督臣严令其部固守待援，其竟阳奉阴违，擅自进兵，虽侥幸得胜，实乃违令侥幸。此等行径，岂是忠谨之臣所为？分明是拥兵自重，心怀叵测，视朝廷法度如无物！长此以往，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养痈遗患！”
岑毓英捏着奏折的手指关节已然发白。那次黔西用兵，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
前方探报传来叛苗主力正集结于一处险要隘口，若待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督臣援兵赶到，叛苗早已筑好工事，凭险据守，不知要多填进去多少将士性命！
他当机立断，以麾下疲惫之师强行军突袭，拼着巨大伤亡，硬是抢在叛苗立足未稳时将其击溃。
那一战，他的亲兵营几乎打光。事后虽得了朝廷嘉奖，却也埋下了“不听号令”的祸根。
功是功，过是过？在那些言官笔下，一切皆可颠倒。胜利成了他野心的证明，将士的鲜血成了他跋扈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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