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
三、不得杀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建隆三年（962年）秋，赵匡胤在祭祖太庙的内室，秘密立了一块誓碑，碑文如上，平时用黄幔遮蔽。赵匡胤下令：“大宋天子祭祀之礼完毕后，必须入室恭读誓词，其他人等都不得窥探”。此后宋代各代帝王都依照遗训，每逢祭祀就会拜谒、恭读誓碑。
这就是着名的太祖誓碑。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无不在称颂这块誓碑，说宋朝以宽仁立国，造就了宋朝319年繁荣的基石。然而，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却说：“这块誓碑有问题，赵匡胤说了假话”。笔者和毛主席的观点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先看第一条，宋朝的统治者不能加害柴氏子孙，即使他们有造反谋逆的举动，也只能在狱中令他们自尽，且不能连坐亲属。
赵匡胤代周自立以后，极为善待柴宗训和他的兄弟柴熙谨、柴熙诲。到了后来，宋仁宗册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崇义公一脉贯穿两宋始终，代代相传。宋徽宗又从柴氏后人中挑选了一位年长者，封其为宣义郎，爵位世袭罔替。
此外，柴氏后人还拥有其他一些特权：每一代中，可以有一人不经科举就入朝做官；柴氏后人即使沦为平民，也被免除徭役。
那么这条誓言没有问题。有人说，赵匡胤拿此事沽名钓誉，但这何尝又不是赵匡胤内心对柴荣的歉意和感恩呢？
再看第二条：“宋朝皇帝必须尊重士大夫阶层，不得杀害”。这条誓言影响深远，让大宋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顶峰。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宋史·太祖本纪》中明确记载，赵匡胤处置起犯错的士大夫来毫不容情，宋史说：“帝深恶赃吏，以后内外官赃罪，多至弃市。”从建国伊始，赵匡胤下令杀掉的贪赃官吏中就包括许多文官士大夫：
建隆二年：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
建隆三年：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乾德元年：兵部郎中、监泰州税曹匪躬弃市。
乾德四年：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乾德五年：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开宝五年：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开宝六年：杀右拾遗马适。开宝七年：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开宝八年：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
从《宋史·太祖本纪》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本人就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死刑惩治士大夫。深谙帝王之道的他明白，有恩德才有感召力，有威仪才能杜绝不臣之心，恩威并济才是御下之道。已是成熟帝王的他又怎么会自缚手脚，赵匡胤不会那么蠢。
英明神武的赵匡胤之所以立誓碑，那是有原因的。让我们从赵匡胤的视角出发，看看到底他想实现什么意图。
大宋王朝需要一个庞大的、且不会造反的群体作为统治工具，皇帝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直接管理亿万百姓的，必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群体作为中间管理阶层。汉、晋、唐的皇帝都是和士族共治天下，却被时时反噬；五代十国时期，皇帝选择的是军官集团，可赵匡胤的亲身经历证明，这个集团太过危险。
赵匡胤选择的是士大夫集团。所谓士大夫，是一帮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走到一起的人，其核心价值观概括起来就是“忠、孝、仁、悌、义”。“忠”在首位，《礼记》说士必须是“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要求官员们要有职业道德，对待君主一定要忠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从思想基石上就忠于皇权的群体。士大夫集团精神上是团结的，但在血缘纽带上又是松散的，这就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
怎么能够长期控制住这个有知识、有理想、有操守的庞大群体呢，心理学大师赵匡胤用了三个逻辑，彻底拿捏：
这第一个是“关于恩义”的人性逻辑。赵匡胤在太庙的誓碑，等于把一份施恩的合同公之于众。
不要担心士大夫不知道这个碑文内容，一块黄布盖一下而已，在整个大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宰相吕大防、蔡确赞誉过，陆游记载过，大臣曹勋称颂过，宋哲宗、宋孝宗都亲口谈及过。这份合同意思很明白，我和我的后代们将向所有士大夫施恩，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又因为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合同长期有效。
从此，士大夫集团就背上了知恩必求报的良心债。如果说“忠君”是上流社会的道义追求，那么最简单的“恩义感”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适价值观，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如果哪个士大夫敢于背叛皇帝，那就是背叛整个士大夫集团，甚至将被全体人民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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