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8日，标志着东风公司重型车厂迎来成立两周年的辉煌时刻。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今年花胜去年红。”这句诗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寓意着东风公司（即宏伟厂）汽车运输处转型改制成立重型车厂以来，首年便旗开得胜，成功扭亏为盈，利润增长2480万元，超额完成623万元的利润指标。
今年1至9月，工业总产值高达13亿元（包括转移价值），同比增长100%。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前6个月的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运输系统也实现了34年来的首次盈利，真正做到了“主业精、辅业兴”。经济效益在宏伟公司内部名列前茅。
经过改革的阵痛和市场竞争的洗礼，公司从“以开车为主业”成功转向“以造车为主业”，主业与副业均驶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厂长周惠生、党委书记单英杰、副厂长高为中、周明举，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刘志国，总工程师李成业等领导班子成员，带领1700名职工，紧紧围绕既定方针目标，夯实管理基础，突出核心业务，全力实现高产高效，夺取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一个一流的宏伟重型车、军车、出国车、专用车生产基地，在百里车城的中心地段悄然崛起。虽姗姗来迟，却已与一汽重型、济南重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上篇：创业时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武当山下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后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面对地老天荒、交通不便的困境，工程浩大。那时，仅有一条汉丹铁路负责将全国运往二汽建设的工业装备、生产原材料及生活用品送达丹江大坝，再由轮船转运至邓湾码头。从邓湾到基地的30多公里山区公路，全靠汽运处的车辆转运。
当时的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秉承大庆“铁人”精神，克服了诸多令当今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铸就了二汽建设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奇迹。期间，涌现出郝文涛、王群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二汽建设的开路先锋。这不仅是对全体建设者的荣耀，更是全体二汽人的自豪。
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同志，曾先后担任一汽和二汽的厂长。在运输极度紧张之际，他与二汽的青年员工并肩作战，亲自拉着板车前往邓湾搬运钢材，汗流浃背，毫不辞劳。
然而，随着岁月更迭，汽运处昔日的辉煌已然褪去。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风公司陷入困境，市场急剧萎缩，生产大幅下滑，效益锐减。作为曾经的“开路先锋”，汽运处的地位不再，而因历史的“误会”，一些“半边户”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
在建厂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公司接纳了大量复原军人。正如党委书记单英杰所言：“这批复原军人多为农村青年，经过解放军大学校的多年培养与锻炼，其中不乏成长为中共党员者，政治素质较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文盲和半文盲，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1973年，总部领导基于长远考量，将各专业厂的大批复原军人调离二汽，而汽运处作为当时的运输部门，确实留下了这部分人员。原因在于分配到运输系统的复原军人大多掌握一门技术，主要是驾驶员和修理工，工作亟需他们。然而，受城乡差距及国家相关政策限制，‘半边户’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周厂长回忆道：“在他的记忆中，每逢春节，公司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时，总是让他感触颇深。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五朵金花’的故事。那是1998年的一天，厂里一名职工因病去世，留下了没有工作的老伴和五个尚未就业的女儿，生活陷入困境。
那天早晨，‘五朵金花’在老太太的带领下，走进厂长的办公室就哭成一片。她们齐刷刷地跪倒在我的面前，我一见这情况顿时愣住了，赶紧上前搀扶。然而，前边刚扶起来，后边又跪下了。我不解地问：‘你们有话好好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大金花含泪诉说：‘周厂长，我都27岁了还没有工作，以前靠爸爸的工资生活，可他已经不在了。’
单书记和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多方劝解，费尽心思，总算将她们劝了回去。
第二天，老太太带来一瓶农药，幸好被及时发现并制止。
第三天一大早，我提前20分钟到办公室，却发现老太太躺在办公室门口，口吐白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敌敌畏气味。当时我被吓得腿都软了，赶紧派人将老太太送往医院抢救。虽然老太太的性命保住了，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在三项制度改革和压编减员的大背景下，1998年总部专门下发了三年不招工的文件。然而，面对这一特殊情况，周厂长依然迎难而上，找到开发公司领导，竭尽全力为“大金花”争取到了一个招工指标。从此，老太太逢人便夸周厂长是个大好人。至今，周厂长和班子成员已先后安置了300多名家属子女就业，彻底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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