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日本陆军内部经过“二二六兵变”这场“血雨腥风”的内斗，主张“有计划、先搞中国”的统制派最终胜出，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这帮更“精明”、更“高效”（也同样极端和危险）的军国主义者，把侵略扩张的目光更加坚定地投向了中国。
很多人可能以为，日本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才开始全面侵华的。其实不然！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开始，一直到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这中间的六年时间，日本这头饿狼可一刻也没闲着！ 它就像一个贪婪的食客，吃完了“东三省”这盘硬菜，又把筷子伸向了“华北”这盘肥肉，不断地用各种流氓手段搞事情，一点点地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这一章，咱们就来聊聊这几年间，日本是如何步步紧逼，不断挑衅，最终把战火烧到卢沟桥的。
话说自从关东军那帮“下克上”的家伙们，靠着“九一八”的阴谋，轻轻松松就把中国东北三省这块肥肉吞进了肚子（还搞了个伪满洲国当遮羞布），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就被彻底撑大了。
东北到手了，下一步呢？日本军部（特别是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统制派）的目光，自然就投向了与伪满洲国接壤的中国华北地区。
华北这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靠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又是连接东北和关内的战略要地，还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如果能把华北也控制在手里，那等于把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国的心脏，也为日后全面占领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从1932年开始，日本就针对华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步步为营、得寸进尺的“切香肠”战术。啥叫“切香肠”？就是不一口吃掉，而是一片一片地切，今天占块地，明天搞个“自治”，后天再驻点兵……每次动作都不算太大，让你觉得好像还能忍，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整根香肠已经被它切走一大半了！
就在关东军在东北忙着“消化”胜利果实的时候，日本海军也没闲着，跑到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去搞事情。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侨民”（又是这个借口！）和“抵制日货”为由，悍然向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动了进攻！日本人的算盘可能是：一是在上海这个国际视窗搞点动静，转移一下国际社会对它侵占东北的注意力；二是想给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在东北问题上让步；三是也想试试中国军队的斤两，看看能不能在关内也像在东北那样轻松得手。
结果呢？日本人这次失算了！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后来张治中的第五军也加入战斗），虽然装备不如日军，但打得极其英勇顽强！ 双方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浴血奋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就是着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虽然最后，由于实力差距和国际调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市区），中国在军事上吃了亏，但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让日本人意识到，想轻易拿下中国本部，没那么容易！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海这边打得热火朝天，国际社会对东北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关注度，确实也被成功地分散了一部分。
在上海碰了点钉子，但并未阻止日本继续蚕食中国的脚步。关东军很快就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与东北接壤的热河省。
1933年初，关东军借口“满洲国国境不明”以及“维护治安”，悍然出兵进攻热河。当时驻守热河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汤玉麟等地方军阀部队）军纪涣散，几乎一触即溃。日军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整个热河省，并将其并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
占了热河还不够，日军继续向南推进，兵锋直指长城沿线各口，企图进一步威逼华北。于是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中日军队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这场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但不少部队（比如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傅作义的部队等）表现得相当英勇。特别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等地与日军展开肉搏，一度让日寇闻风丧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也由此传遍中华大地。
然而，终究因为武器装备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中国军队难以抵挡日军的持续进攻。最终，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在“安内剿共”）被迫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军队都从长城一线后撤，划定了一个西起延庆、东至山海关以东的广大区域为“非军事区”（由中国的警察而非军队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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