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冬冬无忧无虑的美好，在初二结束后，遇到了一道阻拦的沟壑。
由于要读初三了，暑假我们要在学校补一个月的课，提前学初三的课程。
冬冬没有参加补课。
夏收，他不仅要割稻谷、插秧，还要开始学习如何耕田犁地。
每天补完课，我都会带着西瓜、雪糕或者冰汽水过去找他。
我拉着他的手到阴凉的地方坐下，时间和生活浸润的地方，都是磨难，我发现他的手突然间粗糙了很多，圆圆的脸蛋晒得黝黑黝黑的。
他吃完雪糕，又开始在田垄里弯腰割水稻。
等待硝烟散去的时间格外漫长。
我站在大马路上，放眼望去，烈日悬天，酷热难耐，一颗颗汗滴从他额头颈脖往下头掉。
他脖子上挂了条白毛巾，时不时擦一下细密的汗珠，但没什么用，很快他后背的衣服就湿透了。
冬冬外形的改变虽让我心疼，情绪的变化却让我更心忧。
每次看见我过来找他，冬冬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兴，但眉宇间似乎总有抹淡淡的忧伤，他很少再露出无邪的笑，也很少和我喋喋不休说话。
我很了解冬冬，他也很了解我，从第一次的脸红心跳，到后来彼此的小心试探，再到逐渐相爱。
两个人彼此熟悉、靠近、理解、疼惜，对方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彼此都很熟悉和了解。
参加完表哥的婚礼，我们每次在一起，都能卿卿我我聊很久，他一边抚摸我的身体，一边和我聊他老家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
比如，他给我讲他老家龙坪镇有座塔，塔上宿满了蝙蝠，每次去爬塔，那些蝙蝠嘭的一声，炸开了，扑啦啦往外飞，差点撞他脑袋上。
他给我娓娓描述蝙蝠飞出塔的细节就能说一个晚上。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引发我们无穷无尽的话题，好几次聊到半夜，冬冬说，你困了吗？我说有点。
冬冬说，那我们睡觉吧，明天再聊。我说好。每次都说要睡，可每次又莫名其妙地又聊了好久。
有几天，我有点小感冒，淌鼻涕，他紧张得不行，给我买药，一下课就去学校的厨房给我的杯子续上热水，嘱咐我多喝热水。
见我未有好转之势，他强行背我去赖医生的诊所，打了两针才好转。
冬冬吃西瓜时，我问他，“西瓜好吃吗？”
冬冬吐着西瓜籽，说，“恩，好吃，很甜。”
我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补课？”
冬冬看了看远方，说，我”也想补，但田里的稻子不割完就烂地里了。”
我不悦地说，“以前伯母也不种这些，怎么你来了，水稻、花生、红薯、西红柿、甘蔗全种上了。”
我一点没瞎说，冬冬没来之前，伯母也就在家附近的菜园子种点自家吃的菜。
我经常能看到她头戴一顶时尚的防晒帽，肩上挎着一只小皮包，婀娜地往街上走，随着摆动的胯。
而在那些零零碎碎的光阴里，冬冬也仿佛突然悟到干农活的诀窍了，无论是镰刀、斧子还是锄头，一到他手里，就完全没了出息，全听他的主张。
镰刀一挥，好几捆用藤条扎好的芦棘球就滚到了山坡下。
菜地挖土，三下两下，一方土就挖得利利索索、平平整整。
砍柴也是，拿着斧子山上转一圈，保证墙根又堆了一堆高高的柴禾。
冬冬要扛着锄头打胡基，修梯田，举镰刀割稻，握锨浇地，抡镐砍甘蔗，挖红苕，拉着架子车施肥，累得汗水潜淋、神色虚脱。
有一次，我看见冬冬走到鸡窝，抓起一只抱窉鸡就往池塘里扔。
在窝里赖了几天的母鸡蓬头垢面地被扔在空中，象一只笨鸭手忙脚乱地扇动翅膀，乱纷纷的羽毛落在水面上。
冬冬告诉我，把抱窝鸡丢下塘是为了使它清醒过来，好接着下蛋，不然在母鸡的感觉中总有一窝需要孵的鸡蛋。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迫使母鸡丢掉幻想的过程，我都不知道这些，突然就觉得冬冬懂得好多。
也就从那时起，冬冬开始改穿干活的那种粗布灰色衣服。
虽然他对农村的生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但他明朗的笑容里，也开始加入了忧郁的元素。
每次回到学校补课没看见冬冬，我总是若有所失。
每次上完课，我便去布兰坊的村口，往乡间的小路远眺，希望迎接他收工回来，可惜他总是迟迟不归。
直至黄昏披垂，冬冬像一个飘移的点似的，在葱翠绿油的田间小路上出现。
冬冬说，“这些都是地里能长出来得东西，不能都花钱去买，等摘花生了，我炒熟了带学校给你吃，今年的花生长得可好了，花生苗又粗又壮。”
“我还是希望你回学校上课。”我看了冬冬一眼，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冬冬突然把手搭在我肩上，说了句让我不知所措的话，“冬冬说，东东，咱俩不一样，你是读书考学的命，我是种地卖力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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