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
正取之计既定，而后当谋富国强兵之策。欲强兵者，当修戎器，整军实，严军政，习骑射，造海舰，此皆强兵之要务也。然其关键在于行事隐秘，循序渐进，令敌难以察觉。昔秦之崛起，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对内整军经武，对外示以柔弱，数年之间，秦国兵强马壮，一统之国力基础已成，诸侯皆惊，此乃行事以阴、行之以渐之效也。
至于富国之术，今百姓之力已尽，官府之利亦竭，若循常道，国难致富。兵需富国而后举，若待国富而后兴兵，则恐终吾世而兵不得举。
然某有富国之策，不在于聚敛，而在于惜费。若能于可省之处省之，则国自富矣。
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已数年，其间施为，耗费甚巨。筑城于和（历阳，北齐和南梁议和后为和城）、庐、扬、楚之地，修堰蓄水，招募兵勇，于建康、京口、江阴设寨，又有驿站遣使附属朝贡往来之花费，发运本钱，以及其他各类事务、恩泽赏赐，难以尽数，总计已逾万余缗。
又有祭祀之费，此亦需大量钱财。此等费用，祭祀之费乃祖宗成法，或不得已而为之；然其他诸多开支，本可斟酌，却为恢复之计而耗费，然于恢复之功，实无显着助益。耗费巨资而未得万一之功，此费实乃可惜！
若能确定恢复之规模，断以三年兴兵。未战之年，将此等费用积聚；当战之年，祭祀之礼可适当推迟。如此，可得数千缗。今国库之储又数千缗，设若合五千缗以一战，岂不绰绰有余！
其次，当宽民力。可让百姓休养生息之处，便令其休息；可给予百姓之利，便予以方便之利。
盖恢复大业，非一战可胜，恐需旷日持久。旷日持久之战，费用巨大，紧急之时必取之于民。百姓能供吾所需，财尽而无怨，怨甚而不变，皆因平日朝廷抚养甚厚。
古之贤君，外能克敌制胜，内能厚待百姓，本末先后，皆应如此。不然，事未竟而财已竭，财已竭则民已不堪其苦，即便初有成功，亦难以为继。
昔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后，与民约法三章，减轻赋税，深得民心，而后方能与项羽逐鹿天下，成就帝业；三国之时，诸葛亮治蜀，轻徭薄赋，发展民生，使蜀地百姓安居乐业，方能屡次北伐，以弱抗强。此皆厚待百姓之例。
今世之弊病，在于将深根固本之策视为迂阔不急之论，将行事草率之人称为治事可用之才。
国用空虚，民力衰竭，欲强其力而元气先弱，犹如人未病而服乌喙，及其真病，却无药可医，纵有扁鹊、仓公在世，亦只能望而却步。
如今大宋欲图恢复，当以史为鉴，重视富国强兵之策，不可因一时之便利而忽视长远之计。
其八
方今朝堂热议，皆言若欲进取中原，必先迁都。然某以为，迁都之事，有不得已而必迁者，有既迁而又当迁者，亦有不可得而迁者，此中关节，不可不察。
今大宋以建康为都，虽坐拥长江天险，然此地距中原甚远，号令难达。昔汉高祖初定天下，本欲都洛阳，娄敬进言：“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张良亦谏，高祖遂定都关中，凭借山川形胜，成就汉室四百年基业。
若大宋不迁都，难以彰显北伐中原之决心，中原豪杰必观望不前，民心思变之势迟缓，我军将士亦难怀必死之志。如坐待疆土归附，恰似倒行而求前进，此乃不得已而必迁之由也。
且观战国时，秦据函谷关之险，六国合纵攻之而不能入；蜀有剑阁之固，钟会十万大军亦难轻取，足见地理形胜对国势之重要。朝廷若欲振作士气、凝聚人心，迁都势在必行，可考虑先设陪都寿春，此地紧邻淮河，进可作为北伐桥头堡，退可凭淮河天险固守，战略意义重大。
然所谓北伐，是仅作虚名以彰声势，还是果真志在天下？若仅为虚名，即便迁都亦徒耗国力，于恢复大业无益；若志在天下，定陪都寿春亦非长远之计。
昔刘秀定都洛阳后，亲率大军征伐四方，终复汉室。若君主欲破除天下庸常之论，成就恢复中原之壮举，握有必胜之权柄却不身临艰难、决断大事，天下人必不信其志，甚至阻碍北伐之事。此前朝廷耗费百万修筑扬州、庐州城池，效用寥寥，犹如腐旧布帛染紫，虽价增十倍，本质未改。若日后军情紧急，以两淮为根基，敕令庐州、扬州为车驾巡幸之地，在此决断三军胜负，此前修筑城池之举方能成为恢复大计的关键一步，此乃既迁而又当迁之理。昔周武王孟津观兵，先示天下以威，待时机成熟一举克商，大宋亦应如此，定陪都后积极筹备，静待最佳北伐时机。
当天下太平之时，朝中士大夫各抒己见：“主上以孝治天下，迁都则难以朝夕侍奉长辈”；“国用空虚，民力困乏，迁都之时，千乘万骑、百官府衙随行，耗费巨大，难以供给”。若士大夫以此论相争，君主亦难以反驳，此为不可得而迁之困局。殷商盘庚迁都，臣民皆怨，然盘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诰谕，终成迁都大业，稳固国本。今大宋若欲加陪都寿春，亦需君主如盘庚般，以坚定决心、雄辩才略说服群臣，破除阻碍。但当下国势未稳，贸然迁都，易引发朝局动荡，故需谨慎权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