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吕不韦的目光如炬，审视着李斯，那份沉静的压迫感，足以令心志不坚者胆寒。他等待着李斯那个“躬身入局”的下文。
李斯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他的未来，乃至大秦国策的走向。
“相邦，”李斯的声音沉稳有力，不卑不亢，“斯所言‘躬身入局’，非是莽夫之勇，而是一套顺势而为之策。其根基，便在相邦您所倡导的‘义兵’之论上。”
“秦法之根，在于‘信赏必罚’，军功爵位制更是国之基石，此乃商君定下之铁律，不可废，亦不能废。”李斯先是斩钉截铁地肯定了旧制，瞬间打消了吕不韦心中最根本的疑虑。
“然则，何为‘功’？”李斯话锋一转，设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句。
“斩首为功，此乃‘武功’，是为破敌之功，足以强国。但大秦欲一统天下，非但要能强国，更要能安邦。若功仍出于斩首一途，则相邦您的‘义’不过是无根之木，风一吹便倒。因此，斯斗胆以为，当在‘武功’之外，为大秦，更为相邦您的千秋功业，另开一门，谓之‘义功’！”
甘罗侍立一旁，心中猛地一震。好个李斯！他在为相邦的“义兵”之论寻找落地的根基！
吕不韦眼神一凝：“何为‘义功’？”
“有三。”李斯伸出三根手指，条理清晰。“其一，化降为功。收降敌卒，不杀，而将其编为劳役，投入我大秦水利、驰道等工事。每收降百人，其功可比于斩首十级。此举可消解敌军死战之心，更能为我大秦平添无数劳力。”
“其二，安民为功。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我大秦王道之威，说降一城，使其府库、民众、工匠完整归附。此等保全一地元气之功，当远超强攻破城！其主事者，当赏上造乃至公大夫之爵！”
“其三，输诚为功。魏民因灾来投，我方妥善安置，使其安心为秦效力。此乃收天下之心，其功虽不显于一时，却利在千秋。凡安置流民有方、使之归心者，皆当记功。”
“如此一来，”李斯总结道，“军中将士，便有了两条晋升之路。勇猛者，可继续斩首立‘武功’；有智谋、善言辞者，可安民降城，立‘义功’。两门并行，互为补充。如此，非但未动摇旧制，反而为将士们拓宽了晋身之阶。此法一出，军中或有议论，却不至群起反对。”
吕不韦的眼睛骤然亮起。他看出了此法的精妙：它没有否定过去，而是创造了未来。它用“利”来引导，而非用“令”来强迫，这完全符合法家“因势利导”的精髓！
“新法虽好，然骤然推行于全军，必遭抵触，且易生乱。”李斯不等吕不韦发问，便主动提出了困难，并给出了解决方案。“故斯请命，非为统帅三军，而是请求组建一支‘先锋宣抚营’！”
“先锋宣抚营？”
“然也！此营大概三千人，由军中选拔精锐，再配以通晓法度、善于言辞的文吏。由一位思想开明、威望素着的将领统帅，而斯，则愿担任此营之‘军正’。”
甘罗听到“军正”二字，心中骇然。李斯要的是执法权！他要在军中开辟一个属于法吏，属于他自己的权力领域！
李斯解释道：“军正之职，不干涉具体军略指挥，只掌三事：其一，宣大秦之仁义。每至一地，先由军正率文吏宣讲我大秦‘义兵’之策，散发粮草，救济灾民。其二，掌‘义功’之核算。凡献城、投降、归附者，由军正当场核实，登记造册，上报中枢，确保其功赏及时兑现。其三，肃军纪之严明。监督此营秋毫无犯，若有扰民、杀降者，军正可依秦法先行处置，以儆效尤。”
“此营，便是我大秦‘义兵’的样板与利刃！它将作为大军的先锋，先行开道。若魏国城池望风而降，则‘宣抚营’立‘义功’，若其顽抗，则我大秦主力大军随后掩杀，将士们依旧可斩首，立‘武功’！”
“如此一来，是战是降，选择权便交到了敌人手中。降，则生，且有安抚，战，则死，且是顽抗王师之死。天下人看到的，将是我大秦的仁至义尽与敌人的负隅顽抗。”
吕不韦彻底被震撼了。这哪里是打仗？这分明是一场阳谋式的“政治劝降”！它将战争的残酷与道义的感召完美结合，形成了一套让敌人无法破解的组合拳。
甘罗已是冷汗涔涔。他终于明白，李斯从头到尾，都在为吕不韦描绘一幅蓝图：一幅能让《吕氏春秋》的理论真正落地的蓝图。他让吕不韦相信，支持李斯，就是支持吕不韦自己。
“相邦，此事若要成功，非您一人之力可成。必须争取各方支持。”李斯冷静地铺开最后一张牌。
“首先是大王。大王胸怀一统天下之志，此‘功开二门，义兵为锋’之策，是实现‘周秦之变’、成就万世基业的不二法门。此策能最大程度消解六国抵抗，降低统一成本，大王必会看到其深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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