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那棵老槐树是在2013年的深秋，彼时我刚辞掉城市里的编辑工作，揣着仅存的积蓄来到外婆所在的青雾村。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块歪斜的木牌前，木牌上“青雾村”三个字被虫蛀得只剩模糊的轮廓，风一吹，挂在牌角的铜铃就发出“叮铃”的脆响，像极了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的摇铃。
外婆的土坯房在村子最东头，屋顶盖着的青瓦上爬满了苔藓，院门口的石磨盘上摆着两盏缺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盛着的不知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冷光。我推开门时，外婆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纳鞋底，她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看见我进来，浑浊的眼睛里才泛起一点光亮，只是那光亮快得像流星，转瞬就沉了下去。
“阿晚，你不该来的。”外婆放下针线，枯瘦的手指在膝头攥紧，指节泛出青白，“这村子，不对劲。”
我以为她只是老了怕孤单，笑着把带来的水果篮放在桌上：“城里太挤了，我想陪您住阵子，顺便写点东西。”外婆没再说话，只是盯着院墙外那棵老槐树出神。那树长得极粗，需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光秃秃的枝头上没有一片叶子，树皮皲裂得像老人的皮肤，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腐味。
当晚我就发现了村子的古怪。青雾村的夜晚格外安静，静得连虫鸣蛙叫都没有，只有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可明明白天我看那槐树时，枝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更奇怪的是村民，我傍晚去村口的小卖部买蜡烛，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递东西时手指冰凉，我问他村里怎么这么安静，他只是盯着我身后的老槐树，低声说：“快了，快到日子了。”
我追问什么日子，他却突然闭了嘴，转身进了里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连钱都忘了收。
回到外婆家时，堂屋的灯亮着，外婆正跪在地上烧纸钱，火盆里的纸灰被风吹得漫天飞，落在她的白发上。“外婆，您这是给谁烧纸？”我走过去想扶她起来，却被她猛地推开，她的力气大得不像个老人，眼睛里满是惊恐：“别碰！这是给‘槐神’的！再过七天就是十月初一，要献祭的！”
“献祭？”我愣住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这种事？”外婆却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往火盆里塞纸钱，嘴里念念有词：“别选阿晚，选别人吧，她是城里来的，不懂规矩……”
接下来的几天，村子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每天清晨，我都会在老槐树下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有时是一只断了头的鸡，有时是一篮子腐烂的水果，最吓人的是昨天早上，树下竟摆着一个用稻草扎成的人偶，人偶的胸口插着一把生锈的剪刀，脸上用红墨水画着扭曲的笑脸，远远看去，像极了一个被钉在地上的人。
我把这事告诉外婆，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拉着我就往屋里走，还把门窗都锁得严严实实：“别去看！那是‘槐神’的预兆，它在选祭品！”我追问祭品到底是什么，外婆却只是哭，说她不能说，说了会被“槐神”怪罪。
直到第五天，村里出了事。那天早上，村口小卖部的店主失踪了，他的妻子疯疯癫癫地跑到村委会门口哭，说昨晚她丈夫说要去给“槐神”送东西，就再也没回来。村民们找了一整天，最后在老槐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跟着人群跑过去时，现场已经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只有店主妻子的哭声在空旷的村口回荡。我挤进去一看，吓得差点吐出来：店主的尸体被塞进了狭窄的树洞里，四肢扭曲成奇怪的形状，胸口有一个大洞，里面的心脏不翼而飞，树干上还刻着一行血字——“第一个”。
警察第二天就来了，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线索，树洞里没有脚印，周围也没有打斗的痕迹，最后只能以“意外死亡”草草结案。警察走的那天，村里的老支书把所有人都叫到槐树下，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陶罐，脸色凝重地说：“‘槐神’发怒了，祭品不够，还得再选一个。”
人群里顿时一片骚动，有人哭，有人骂，可没人敢离开。我拉着外婆想走，却被老支书拦住了，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城里来的姑娘，你外婆当年欠了‘槐神’一条命，现在该还了。”
外婆突然跪了下去，抱着老支书的腿哭：“支书，我来当祭品，求您放过阿晚，她还小！”老支书一脚把外婆踹开，冷笑着说：“‘槐神’要的是年轻的血，你这把老骨头，它看不上。”
我这才知道，外婆年轻时曾在十月初一那天差点掉进河里淹死，是当时的老支书救了她，条件是让她的后代在二十年后当“槐神”的祭品。而我，就是那个后代。
当天晚上，外婆把我叫到堂屋，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本日记。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和我有七分像，外婆说那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外婆，当年也是“槐神”的祭品，死的时候才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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