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62岁的刘备在永安（今重庆奉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弥留之际，他将蜀汉的未来，托付给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位顾命大臣，让他们辅佐年仅16岁的刘禅。
新帝登基，按惯例本该次年改元。可蜀汉这次却打破常规，直接把章武三年改成了建兴元年，全然不顾“国君继体，逾年改元”的古制。
后世的史家们，像《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对此颇有微词，说“考占元曰细，咸决于亮”，把这事的责任全推到了诸葛亮身上，还公开批评他“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东晋的习凿齿、梁朝的沈约，乃至清代的赵翼，也都跟着这么说，觉得这事儿太急切，有失礼仪，甚至还把蜀汉最终没能兴复汉室，跟这次没按规矩改元联系起来，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底运也”。
从儒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例来讲，这些史家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
可要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诸葛亮这么做，其实是有他的苦衷和考量的，这只是他处理蜀汉复杂人事问题的第一步，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等着他呢。
一、复杂的派系：蜀汉政权的先天困境
作为蜀地本土人，陈寿在写本朝历史时，多少是有些偏爱的。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讲刘备能拿下西川政权，那字里行间都透着得意：
“先主……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蜀]之所推，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陈寿列了这么一长串名字，无非是想说明刘备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知人善任，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蜀汉继承汉统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他没留意到，这恰恰暴露出蜀汉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大问题。看看这些名字，就能清楚地发现，蜀汉集团内部的成员，来源那叫一个五花八门：
关羽、张飞是刘备刚起兵时就跟着的“元从势力”；诸葛亮是刘备在荆州招揽的“荆襄势力”；法正、董和、黄权、李严这些，原本是刘璋的手下，属于“益州势力”；马超则是从凉州来的武将，代表着“外附势力”。
光是这几大派系，就够让人头疼的了，更别说“益州势力”里还分东州和本土呢，蜀汉内部的派系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刘备集团会有这么多派系，和他的发家史脱不了干系。在三国的各路诸侯里，刘备的出身算是最卑微的，虽说他总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可本质上就是个“贩履织席”的。
最开始，根本没什么士大夫愿意搭理他，他就是个在徐州一带晃悠的“小团伙”。
直到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他去依附刘表，才有机会招揽到一批荆襄士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刘表的士人集团分裂，一部分像王粲、文聘、韩嵩这些人归顺了曹操，另一部分坚决抗曹的，就成了刘备的班底，这也成了蜀汉集团的中坚力量。
二、派系的矛盾与诸葛亮的应对
蜀汉派系多，来源和出身又相差巨大，这意味着内部的矛盾冲突，比魏、吴两国都要严重。
除了武将和士族的矛盾，蜀汉的当政者还得留意“元从势力”“荆襄势力”和“益州势力”“外附势力”，以及益州本土士族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
刘备能占据益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璋的东州兵和益州本土势力闹内讧，他趁机而入。
可他能镇住场子，靠的是个人的领导魅力和强大的武力，把这些出身、地位都不一样的人强行捏合在一起。
可夷陵之战后，刘备的班底损失惨重，能用来压服各方的军队也没了。这下，怎么把蜀汉重新凝聚起来，就成了诸葛亮面前最紧要的事。
（一）笼络本土士人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了丞相府；第二年，又兼任益州牧。在章武年间，他虽然被封为丞相，但没开府，政事还是刘备说了算。
开府，意味着诸葛亮真正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决策权；兼任益州牧，则让他在人事任命上有了更多主动权。
蜀汉的制度是承袭东汉的，诸葛亮以益州牧的身份，能直接征辟人才。史书记载，他兼任益州牧后，“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
“别驾从事史”“功曹”“主簿”都是益州牧的属官，“主簿”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都有的文职。
秦宓是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五梁是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杜微是梓潼涪城（今四川绵阳涪城）人，都是蜀地名士。诸葛亮征召这三人为益州牧属官，明显是在表明“以蜀人治蜀”的态度。
对待杜微，诸葛亮更是拿出了不亚于“三顾茅庐”的诚意。杜微年轻时跟广汉名士任安学习，是益州学术圈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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