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账肃吏”的风暴席卷朝堂，带来的阵痛与肃清效应逐渐显现。官场风气为之一新，以往推诿塞责、阳奉阴违的痼疾得到显着遏制。
各地清丈田亩的工作趁势大力推进，大量被豪强隐匿的土地重新登记造册，朝廷税基得以巩固。
红焰薯的推广也因吏治澄清而顺畅了许多，杨文远领导的推广司权威日重，一批批优质的“涅盘种”薯种和《种植指南》、《防疫官制》手册被送往四面八方，尤其是边军屯田和贫瘠州县，绿色的希望在中原大地上星星点点地蔓延开来。
初颜公主并未沉浸于暂时的胜利。她深知，打掉几个贪官蠹吏只是治标，真正要强国富民，必须建立一套高效、廉洁、能够持续运转的制度。清丈田亩、均平赋役是第一步，而接下来，如何将北疆乃至全国日益增多的粮食、物资高效地调配运输，尤其是保障边军供应和应对可能发生的灾荒，成为了摆在面前的新课题。
这一日，初颜在推广司值房内，与杨文远及几位精于算学和工事的属官，对着巨大的云泽舆图，陷入了沉思。
“殿下，”杨文远指着舆图上纵横交错的河流，“我云泽虽河网密布，然漕运之权，多年来实则掌握在几家背景深厚的‘漕帮’手中。他们把持河道、码头、船只，运费高昂，效率低下，且时常以各种名目盘剥运粮农户和商贾。以往朝廷漕粮北运，亦多依赖他们，其中弊病丛生，损耗巨大。如今红焰薯若大规模推广，未来粮食转运、薯种调配、乃至薯灰合剂原料（石灰、草木灰）的运输，需求将极大增加。若漕运不畅，运费高昂，则惠农之政，恐反成伤农之累。”
一名精通工事的属官补充道：“不仅如此，许多河道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汛期易涝，枯水期难行。若要提升运力，非大力疏浚河道、修建加固码头不可。然此举耗资巨大，且必然触及漕帮及相关地方官员的切身利益。”
初颜的目光掠过舆图上那条贯穿南北、最为重要的“通济渠”，眼神锐利：“漕运乃国之命脉，岂能长期操于私人之手？运费高昂，损耗巨大，最终负担都转嫁到了百姓和朝廷身上！此弊不除，新政成效必大打折扣！”
她沉吟片刻，断然道：“立刻起草奏疏，奏请父皇：一、设立‘漕运督办衙门’，直属户部与工部，统筹全国漕运事务，制定统一运价，规范运输流程。二、由朝廷拨款并招募民工，重点疏浚通济渠等主要河道，修建官仓码头。三、鼓励打造官船，组建朝廷直属的漕运船队，同时规范管理民间漕船，对合规者发放牌照，严惩欺行霸市、盘剥勒索之行径！”
杨文远等人闻言，精神一振，但随即面露忧色：“殿下，此议甚好，然触及利益甚广，恐比清丈田亩阻力更大。那些漕帮背后，往往有…”
“我知道。”初颜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坚定，“无非又是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甚至可能牵扯到朝中某些人。但正因为难，才更要去做！漕运之利，必须收归国有，惠及于民！你们只管将奏疏写得详实有力，将改革之必要、未来之收益算清楚。朝堂之上，我来争！”
然而，初颜的改革奏疏还未呈上，一场针对她的新的风波，已悄然借助漕运之事掀起。
这一次，发难的方式更加隐蔽和刁钻。
首先发难的，是几位掌管国库开支的户部老臣（并非王琮、崔浩一党，而是相对保守的技术官僚）。他们在一次关于河道修缮拨款的议事中，纷纷诉苦：
“陛下，近年来北疆用兵、赈灾、清丈田亩、推广新薯，开销巨大，国库已然吃紧。此时再兴大规模河道工程，恐力有未逮啊！” “是啊，漕运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一处置不当，引发漕帮动荡，断绝漕粮，京师震动，谁能担此责任？” “不如暂缓此事，待国库充盈，再从长计议。眼下还是应以稳妥为上。”
他们的言论，看似站在国家财政的角度，持重稳妥，实则是在为改革设置障碍，拖延时间。
紧接着，市井之间，关于漕运改革的“担忧”开始流传开来： “听说了吗？公主要动漕帮了！以后运粮都得官船来，运费是可能降点，但那些靠水吃饭的船工、脚夫怎么办？岂不是要断了好几千人的活路？” “是啊，官府办事，哪有私人灵活？到时候手续繁琐，拖延时日，新鲜的粮食运到地方都霉了！” “据说还要加征‘河道捐’来修河呢！最后还不是摊派到咱们老百姓头上？”
这些流言，巧妙地将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放大，挑动底层民众和漕运从业者的恐慌情绪，将矛头隐隐指向倡议改革的初颜公主，给她扣上“与民争利”、“不顾百姓死活”的帽子。
更阴险的是，几份来自江南富庶之地的奏疏也恰到好处地送达御前。奏疏中以地方乡绅、粮商的名义，言辞恳切地表示拥护朝廷新政，但对漕运改革表示“忧虑”，声称“漕帮虽有小弊，然运行多年，自有其章法，骤然改动，恐生混乱”，建议“徐徐图之”，实则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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