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我这边主要管原材料进厂和产品出厂的统计。今年上半年，砖瓦厂共进煤七百二十吨，进柴油十二吨。
同期，共出红砖四百一十二万块，红瓦二十六万片。上半年产值合计十三万四千多元，刨去成本，纯利润六万二千多元。其中上交公社财政三万一千元，村集体留存三万一千多元。”
“村集体留存部分，按财务规定，百分之四十用于扩大再生产，百分之三十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百分之二十用于社员分红，百分之十留作风险储备金。目前，各项资金使用都有详细台账，按月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她说得很快，数字张口就来，看得出是下过功夫的。
王满银问：“农业这一块，砖瓦厂提供过哪些支持？”
张小燕又翻了几页台账：“今年上半年，砖瓦厂向村集体上缴利润一万八千元，用于修路、打井、修水渠、翻修学校。另外，厂里还无偿给村里提供了三百多吨炉渣垫路，折合价值大约六百元。厂里的柴油发电机，农忙时节也给村里的打谷场、磨坊供过电，虽然次数不多，但也是支持。”
王满银把这些记下来，又问：“村里给砖瓦厂提供了什么？”
张小燕说：“村里给砖瓦厂提供了黄土和人力。黄土是从村集体的荒坡上取的，不花钱，但厂里要负责平整取土后的场地，不能留下大坑。人力方面，厂里六十七个固定工，四十二个是村里的劳力，他们的工分计入村集体分配方案，厂里每月把工资和补助发给他们，同时把工分报给村大队，年终由村大队统一分红。”
王满银明白了。砖瓦厂和村集体之间，是一种“厂社挂钩”的关系，人还是村里的人，地还是村里的地，但生产组织形式变了，从种地变成了办厂，从挣工分变成了挣工资加分红。
这种模式既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底色，又引入了工业化的管理方式，在两三年里，把双水村从全县有名的穷村变成了富裕村。
座谈会在进行着，有人说话，有人记录。窗外的机器声一直没停过，轰隆轰隆的，偶尔有工人推着架子车从窗外过，车轮碾得地皮发颤，窗玻璃跟着嗡嗡响。
王满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灰缸里堆了一小堆烟头。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听，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问得很细，细到砖坯的含水率是多少、炉渣垫路的厚度是多少、工人的工分怎么折价、年底分红按什么比例分。有些问题孙玉亭答不上来，张小燕翻台账能找到，找不到的，王满银就让记下来，回去再核实。
座谈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散了。
王满银和田福堂先出来，沿着厂区的小路往回走。田晓霞留在厂里，帮两个科员继续整理资料，有些数据还要核实，有些报表还要誊写。
田福堂走在王满银左边，步子不快不慢。他背着手，低着头，像在想什么事。走了一段路，忽然开口了。
“满银，你觉得玉亭干得咋样？”
王满银没急着回答，又往前走了几步，才说：“比我预想的好。厂子管得有章有法，账目清楚，制度严，工人服气。没想到玉亭叔还有这本事。”
田福堂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说实话，当初让他当厂长，我心里也犯嘀咕。你是知道的，玉亭这个人，以前毛病不少，好高骜远，眼高手低，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干起来就没影了。
还有一些旧习气，爱喊口号，喜欢耍小聪明。但想着他是党员，又是你丈人的亲弟弟，少安的亲二爸，总得给个机会。”
“这快两年干下来，我算是看明白了。玉亭这个人，有缺点，但也有优点。他最可贵的地方，是骨子里有一股子‘革命化’的劲儿。他认准了的事，就一条道走到黑，不回头。当他认定了砖瓦厂是集体的事业、是全村人的命根子，他就把心全扑上去了。”
“你看他那一身衣裳，还是艰苦朴素作风，脚上的解放鞋刷得发白。
他是厂长，每月有岗位补贴，但没用特权为自已多捞过一分好处。以前家里穷得叮当响，凤英也不会过日子，现去家里总算有了点起色，也管得住婆姨……。”
“有些干部，手里有点权，就想着给自己捞好处。玉亭不是这样，他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王满银想起刚才座谈会上孙玉亭说话的样子，想起他那一身普通的蓝布褂子，想起他在窑顶上被烟熏得黑红的脸。那些不是装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还有一点，”田福堂继续说，“玉亭管厂子，讲政治。天天讲，月月讲。班前会讲，收工后也讲，读报纸、讲政策、谈集体主义，把‘为集体干活光荣、偷懒可耻’这几句话，刻到了每个人心里。工人思想稳定，干活肯出力，不闹事，不偷奸耍滑，都是玉亭的功劳。”
“他还会树典型，评选先进生产者、革命标兵，每月评一次，公开表彰，戴红花，上黑板报。
这一招很管用，大家伙儿争着当先进，谁也不愿意落后。这种思想工作，别的村干部做不来，玉亭做得来。他肚子里有墨水，能说会道，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工人愿意听，也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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