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军在岭南的绿色地狱中苦苦挣扎，士兵阿山们靠着发霉的米粒和对故乡的残存记忆勉强支撑时，远在咸阳的帝国中枢，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前线如同无底洞般吞噬着人力物力，却进展缓慢，甚至不断倒退。秦始皇嬴政，那位习惯于以雷霆万钧之势解决问题的帝王，在听取了艰难的军情汇报后，意识到对付这片瘴疠之地，光靠军队的勇武远远不够。必须解决那个最根本的瓶颈——后勤。
一道新的、同样充满雄心的诏令从咸阳发出：开凿一条人工运河，沟通湘江与漓江，从而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如此一来，来自帝国腹地（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粮草、兵员、器械，就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直接运抵岭南前线，彻底摆脱陆路转运的噩梦般的损耗与延迟。
这个近乎异想天开的任务，落在了一位名叫史禄的水工（水利工程师）肩上。史禄并非声名显赫的将领，他更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整日与水平仪、测量杆和繁复的图纸打交道。但他拥有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工程智慧和一颗不畏艰难的匠心。
史禄带着他的团队，深入湘桂走廊的崇山峻岭，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勘察。他需要找到湘江和漓江支流之间距离最近、水位落差最小、且地质条件相对可行的连接点。这绝非易事。两条江河虽近，却分属不同水系，湘江北去入长江，漓江南流属珠江，其间山岭阻隔，水位也有差异。
最大的技术难关，就在于如何解决这水位落差，让船只能够平稳“翻山”。直接开挖一条平缓的渠道？那工程量将大到无法想象，且会破坏大量农田村舍。史禄苦思冥想，最终，他决定采用一种在当时堪称巧夺天工的技术——“陡门”，也就是后来船闸的雏形。
他的设计是：在运河的关键段落，相隔一定距离，修建一系列可以启闭的“斗门”（单门或简单的双门）。当船只需要上行时，关闭后方陡门，打开前方陡门，让水流涌入抬升水位，船只便可逐级“爬”上高地；下行时则反之，通过控制水量让船只逐级“下降”。这需要极其精密的计算和对水位的精准控制。
在岭南前线，副帅赵佗第一时间获悉了开凿灵渠的计划。与主帅屠睢的纯军事头脑不同，赵佗更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立刻意识到，这条水道一旦打通，将不仅仅是解决当前补给困境的救命稻草，更是未来彻底掌控、经营岭南的生命线和大动脉！他毫不犹豫地成为了灵渠工程在军方最坚定的支持者。
“屠睢将军，”赵佗试图说服他的上司，“灵渠若成，我大军粮饷兵员可直达腹地，再无匮乏之忧！此乃根治我军困境之上策！远比我们在此与越人、与丛林空耗要强！”
屠睢正为战事胶着、损兵折将而焦头烂额，闻言大为光火，他将马鞭狠狠抽在旁边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开渠？那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人力？眼下战事吃紧，正需将士用命之时，却要分兵去挖土方？简直是本末倒置！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去侍弄一条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通水的破河沟？赵佗，你莫不是被越人打怕了，想找借口避战？”
赵佗心中叹息，但态度依旧坚决：“将军，此乃陛下诏令！且此渠之利，关乎南征全局，关乎万千将士性命！末将愿亲自协调部分军士，参与工程，绝不耽误防务！”
一方面是朝廷严令，一方面是赵佗的坚持（以及他背后可能代表的朝廷意向），屠睢纵然满心不愿，也只能悻悻地哼了一声，算是默许，但依旧抽走了大部分精锐部队，只同意调拨一些次等的役卒和伤病初愈的士兵去“帮忙”，其中就包括腿伤刚好、走路还有点跛的阿山。
于是，在史禄的精心规划和赵佗的全力支持下，灵渠工程在湘桂边境的青山绿水间艰难开工了。
阿山和一众被调来的士兵、以及征发的当地民夫，成了这条未来“黄金水道”的建设者。工作环境比丛林作战好不了多少。同样是湿热难当，蚊虫肆虐，而且劳动强度极大。他们要用最原始的工具——锄头、镐头、箩筐，甚至双手，去开挖坚硬的土石，搬运沉重的物料。
阿山挥汗如雨，他觉得自己从一名战士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苦力。每天重复着挖掘、抬土的机械动作，手上的老茧磨破了又长出新的。偶尔，还会有小股越人前来骚扰，向工地发射冷箭，或者破坏已经修好的部分堤岸，让大家疲于奔命。
“娘的，在北边修长城，来南边挖水沟，咱当兵的，净干这苦力活了！”阿山一边奋力铲土，一边对旁边的同伴抱怨。
“知足吧，阿山哥，”那同伴苦中作乐，“至少在这儿，被箭射中的几率比在林子里小点，也不用担心踩到竹签陷阱。就是这鬼天气，忒难受！”
总工程师史禄并非高高在上的指挥者。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地上，满身泥浆，和工匠、士兵们一起研究难题。哪里需要调整渠线以避开坚硬的岩石，哪里需要加固堤岸防止崩塌，尤其是那关键的“陡门”该如何设计建造才能经久耐用、启闭灵活……他都亲力亲为。他那专注而务实的态度，渐渐赢得了这些粗犷军汉们的尊重。虽然他话不多，但每当他用木棍在地上画出复杂的图形，解释如何利用水位差时，连阿山这样的大老粗都会暂时忘记疲惫，凑过去似懂非懂地看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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