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的秋天，热河的山林被染成深浅不一的金黄，风穿过松枝时，不再裹挟着硝烟味，反而带着成熟谷物的清香。
根据地的核心区里，新修的砖石房屋错落有致，学校的朗朗读书声、工厂的机器运转声、牧场里牛羊的哞咩声交织在一起，取代了早年的枪炮轰鸣。
何大清站在指挥部的了望塔上，指尖在脑海中轻划，农场商城的界面清晰浮现：农场等级100级，解锁了“高产抗逆粮种”“全自动灌溉系统”；牧场等级80级，可养殖“改良奶牛”“细毛羊”；每日稳定收益100万金币，累计储存量已突破10亿金币。
他不再像早年那样急于兑换武器，反而将更多金币投入到“战后建设储备”中。
仓库里堆着成批的农用拖拉机零件、优质麦种、纺织机，甚至还有几套小型水电站的设计图纸。
“等把鬼子赶出中国，这些就是咱们重建家园的家底。”他轻声自语，目光落在不远处的院子里。
院子里，何雨阳和何雨柱正趴在石桌上，头挨着头写作业。
八年时光，当年襁褓中的婴儿已长成八岁的半大孩子，眉眼间都带着何大清的英气，只是性子略有不同。
哥哥何雨阳活泼好动，作业本上总画着歪歪扭扭的坦克和步枪；弟弟何雨柱沉稳安静，字写得工工整整，还在课本扉页上认真写着“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哥，你又在画鬼子的坦克啦？”何雨柱戳了戳哥哥作业本上的涂鸦，“先生说，要多写生字，将来才能教村里的弟弟妹妹读书。”何雨阳吐了吐舌头，却没擦去涂鸦：“我要把鬼子的坦克画得丑丑的，等咱们打回北平，我就把画贴在四合院的墙上，让它再也不敢来！”
两人正说着，吕清心端着一盘洗好的海棠果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两个孩子的后背。她小腹已微微隆起，是三个月前查出来的身孕，脸上带着孕后的柔和光晕：“别趴在桌上写，伤眼睛。雨阳，你答应娘的，今天要背会三首抗日儿歌，背完了才能去牧场看小羊。”
何雨阳立刻从石凳上跳起来，站直身子，大声背道：“小鬼子，真可恶，抢我粮食烧我屋；八路军，本领强，拿起枪来打豺狼……”声音清脆，引得路过的队员们都停下脚步，笑着鼓掌。
何大清走过来，弯腰抱起何雨柱，又揉了揉何雨阳的头：“背得好！晚上爹带你们去看兵工厂新造的小迫击炮，比你们画的还威风。”
两个孩子眼睛瞬间亮了。何雨柱小声问：“爹，咱们什么时候能打回北平呀？娘说，四合院的石榴树该结果了。”何大清望着北平的方向，语气坚定：“快了，等明年春天，咱们说不定就能回去，到时候爹给你们摘满院的石榴。”
吕清心的孕期生活安稳而充实。她不再像早年那样担惊受怕，根据地的医疗站里，有从北平请来的产科医生，还有何大清从农场兑换的“孕期营养剂”，连孩子们的衣服，她都提前用牧场产的细羊毛织好了小毛衣。
每天清晨，她会在院子里散步，看着队员们在操场上训练——如今的训练不再是急着奔赴战场的紧迫，更多是“收复失地前的准备”，队员们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连步伐都比往年轻快。
遇到负责后勤的老赵，对方总会递来新鲜的牛奶：“嫂子，这是牧场刚挤的，您多喝点，对孩子好。现在咱们牧场一天能产两百斤奶，不仅够孩子们喝，还能给伤员补身子。”
午后，她会去根据地的学校帮忙。学校里有五十多个孩子，大多是战乱中失去亲人的孤儿，吕清心会教女孩子们缝补衣服，给孩子们讲北平的故事。
讲四合院的葡萄架，讲胡同里的冰糖葫芦，讲“等抗战胜利，大家都能回家”。有个叫小花的女孩，总是拉着她的衣角问：“吕老师，我爹娘是不是在北平等我呀？”吕清心会温柔地摸她的头：“是呀，他们在北平等着小花，等咱们打回去，就能团聚了。”
何大清每晚都会早回来陪她。他不再像早年那样满身硝烟，反而会坐在炕边，给她读农场兑换的“孕期护理手册”，或者跟她聊战后的规划：“等孩子出生，咱们就在根据地建一座大学校，让所有孩子都能读书；再开几家纺织厂，让妇女们都有活干，不用再怕饿肚子。”吕清心靠在他肩上，轻声说：“我不求别的，只求孩子们能在太平日子里长大，再也不用躲炮弹。”
这一年，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肉眼可见地减少。
曾经遍布热河的据点，如今十有八九已撤走，只剩下北平、天津、承德等几个大城市还驻有少量日军，且大多龟缩在城里，连外出巡逻的频次都减了大半。
何大清派出去的侦察兵传回消息：“鬼子把各县的兵力都集中到了铁路沿线，好像在防备苏联那边，连伪军都开始偷偷跟咱们联系，问‘要是鬼子走了，能不能饶他们一命’。”
一次作战会议上，吕卫国拿着日军布防图，笑着说：“现在咱们的队员出去，都能看到老百姓在田里种麦子了——往年这时候，鬼子早来抢粮了，今年连影子都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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