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8日晨，炊事棚的炊烟刚升起就被风打散，弥漫在战壕上空，带着淡淡的野菜味——这是士兵们的早饭，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汤，只有伤员能分到小半碗掺了糙米的粥。王锐蹲在灶台旁，看着炊事兵小心翼翼地往汤里撒盐，眉头皱得紧紧的：“省着点放，盐也不多了，还得撑三天。”
陈砚站在战壕边，手里攥着赵会长昨晚送来的粮单，指尖反复摩挲着“500斤糙米”那行字——昨晚运回的粮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要长期守下去，还得找稳定的粮源。他抬头望向上海市区的方向，晨雾里隐约能看到日军的岗楼，心里盘算着：赵会长说南洋侨商的压缩饼干要等两天，可日军说不定随时会来进攻，得尽快把运输粮道打通，不能总靠临时求援。
“营长！俺们准备好了！”赵铁柱的声音从营地入口传来，他带着二十个精壮士兵，背着汉阳造，腰间别着手榴弹，脸上涂了些泥土伪装，“俺们按您说的，都带了短枪和匕首，走小巷灵活，遇到鬼子也能应付。”
林晚也提着药箱走过来，里面装着给商会伙计准备的消炎药——昨晚从商会带回的西药不够，她想再跟赵会长问问，能不能多弄些磺胺。“我跟你们一起去，顺便看看赵会长说的西药商，要是能建立长期供货渠道，以后伤员的药就有保障了。”
陈砚点点头，对周明轩叮嘱：“我们走后，你盯着电台，一是等师部的弹药消息，二是要是鬼子来袭，立刻用对讲机联系我们，别硬拼，等我们回来支援。”
“俺记住了！”周明轩抱着收音机，眼神坚定，“营长放心，俺会看好营地，绝不让鬼子钻空子！”
一行二十五人，换上百姓的粗布衣裳，把长枪藏在草垛里，只带短枪和匕首，装作逃难的乡亲，往上海市区走。刚出阵地没多远，就看到日军在主要路口设了岗哨，铁丝网拉得密密麻麻，几个日军士兵端着三八大盖，正盘查过往行人，偶尔还会搜查百姓的包裹，稍有反抗就用枪托砸人。
“不能走大路，得绕小巷。”赵铁柱压低声音，他在贵州山里走惯了小路，对这种复杂地形格外敏感，“俺刚才看到东边有个破庙，从破庙后面的小巷能绕过去，就是路窄，得小心。”
几人跟着赵铁柱往破庙走，小巷里满是积水和碎砖，偶尔能看到逃难的百姓蜷缩在墙角，眼神惶恐。快到破庙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三个日军巡逻兵，正沿着小巷搜查，嘴里喊着“良民证！拿出来！”
“快躲进破庙！”陈砚拉着林晚往破庙跑，赵铁柱带着士兵们挡在后面，装作闲聊的百姓。日军巡逻兵走过来，用枪指着赵铁柱的胸口：“你们的，干什么的？良民证！”
赵铁柱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地掏出良民证（是之前从百姓那借的）：“太君，俺们是乡下的，来上海找亲戚，路过这儿躲躲雨。”他一边说，一边偷偷给旁边的士兵使眼色，只要日军动手，就立刻反击。
幸好日军只是翻了翻良民证，又看了看几人身上的补丁，没多怀疑，骂骂咧咧地走了。等日军走远，众人才松了口气，林晚擦了擦额头的汗：“刚才好险，要是被发现，咱们的计划就泡汤了。”
“没事，俺们山里人，最会躲搜查。”赵铁柱咧嘴笑了，又带头往小巷深处走，“前面再拐两个弯，就能到商会的后门了。”
终于到了贵州商会的后门，赵会长早就派伙计等着，见他们来了，连忙开门：“可算来了！昨晚俺跟西药商联系了，他说能弄到20瓶磺胺，就是得晚上才能送过来。还有，日军今天封了西边的粮道，咱们昨晚走的小路，今早也加了岗，想运粮出去，得另想办法。”
陈砚心里一紧：“封了粮道？那咱们的粮怎么运回去？总不能让弟兄们等着饿肚子。”
赵会长领着众人进了屋，拿出一张上海地图，指着几条红色的细线：“这是俺们商会私下走的‘侨商通道’，从弄堂穿到码头，再用小船走水路，绕回蕴藻浜的支流，虽然远，但隐蔽，日军很少查水路。”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得请你们的弟兄帮忙护船，码头有几个地痞，跟日军勾结，经常抢侨商的货。”
“俺去！”赵铁柱立刻接话，“俺带十个弟兄，保证把粮和药安全护回去，地痞要是敢抢，俺就用匕首收拾他们！”
王锐也凑过来看地图，手指点着水路：“从码头到支流，大概要两个时辰，咱们可以分两批运，一批运粮，一批运药，这样更灵活，就算遇到麻烦，也不会全损失。”
林晚这时对赵会长说：“赵会长，能不能让我见见那位西药商？要是能跟他定个规矩，比如每周送一次药，我们可以用银元买，也可以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物资换，这样长期下来，药就不用愁了。”
赵会长笑着点头：“正好西药商也在商会，俺这就叫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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