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来得总是很早,刚过六点,暮色就已深沉如墨。
凛冽的寒风在狭窄的街巷间穿梭呼啸,卷起地面冻结的尘土和零星的废纸。
林·冯·俾斯麦竖起外套的领子,将半张脸埋进粗糙的羊毛围巾里,独自走在前往“知识咖啡馆”的路上。
他的步伐沉稳,脑海中反复推敲着白天与迈尔少校那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以及即将面对的那些充满激情却又缺乏方向的年轻灵魂。
争取像迈尔这样迷失方向的旧军人,与引导咖啡馆里这些热血青年,本质上都是同一场斗争的不同战线——争夺人心,理清敌友,为那场推迟的、但必须进行得更充分的最终较量积蓄力量。
“知识咖啡馆”隐匿在柏林大学后街一栋年久失修的四层公寓楼的二层,没有任何醒目的招牌,只有一扇不起眼的、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通向二楼的木质楼梯狭窄而陡峭,踩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仿佛在抗议每一位访客的重量。
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满了各式传单、海报和手写通知——从哲学研讨会预告到激进的政治宣言,从戏剧演出广告到工人夜校的招生简章,它们相互覆盖,争夺着每一寸空间,构成了一幅混乱而鲜活的柏林知识分子生活图景。
推开那扇厚重的、带有黄铜把手的木门,一股混杂着廉价咖啡、劣质烟草、陈旧书籍和潮湿羊毛大衣的气味扑面而来。
伴随着鼎沸的人声,这一切将门外的严寒与寂静隔绝。
咖啡馆内部宽敞却难掩破败。
挑高的天花板上,几盏煤气灯嘶嘶作响,投下摇曳不定的昏黄光晕,勉强照亮了整个空间。
墙壁上原本精美的石膏装饰线脚大多已经断裂或剥落,露出底下灰暗的砖石。
巨大的窗户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模糊了窗外的夜景。
整个大厅里挤满了人,大约有五六十位。
他们分散在磨损严重的皮沙发、坚硬的靠背椅和窗台边,或坐或立,形成一个个激烈讨论的小圈子。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智力激荡与政治焦虑。
“冯·俾斯麦先生!”
“您竟然真的来了!”
恩斯特·霍夫曼的声音穿透嘈杂,他敏捷地穿过人群,热情地握住了林的手。
今晚他依旧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褪色蓝色工装,但眼睛里燃烧着比平时更炽热的光芒。
“我们都等着您呢!”
“来,这边请,几位核心的朋友都到了。”
他引着林走向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
格特鲁德·诺依曼正和一个瘦高、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低声交谈,面前摊开着一本写满数学公式和潦草政治笔记的笔记本。
看到林过来,她立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脸上浮现出混合着崇敬与羞涩的红晕。
“这位是瓦尔特·兴登,”霍夫曼介绍那位瘦高的年轻人,他的手指尖还沾染着未能完全洗去的黑色油墨,“我们《觉醒》周刊的主编,也是柏林大学印刷社的负责人。”
瓦尔特站起身,他的动作有些拘谨,但眼神异常锐利,仿佛能穿透表象。
“冯·俾斯麦先生,久仰。”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您关于‘主要矛盾’和阶级力量分析的几篇手稿,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尤其是您对当前‘战略防御阶段’必要性的论述。”
林微微颔首,目光随即落在角落阴影里坐着的一位沉默的中年人身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纽扣扣得一丝不苟的深色外套,双手粗大,指节突出,布满新旧伤痕和老茧。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自有一股沉稳如山的气质。
霍夫曼顺着林的目光看去,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些,带着敬意:“这位是奥托·舒尔茨,西门子stadt(西门子城)大型工厂的工人,也是我们厂里工人代表会的成员之一。”
奥托抬起眼,那双深陷的、带着疲惫却无比坚定的蓝色眼睛锐利地审视着林,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就在这时,咖啡馆另一头靠近门口的位置爆发出一阵激烈的喧哗。
一群穿着体面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正围在一起,情绪激昂地挥舞着手中的《德意志报》。
“耻辱!”
“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阉割!”
一个声音高喊着,“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凡尔赛的枷锁,恢复帝国的荣光!”
“是‘钢盔团’的人,”瓦尔特厌恶地皱起眉头,声音压得更低,“民族主义人民党的急先锋,总是伺机来挑衅,散播他们的复仇主义毒素。”
霍夫曼冷哼一声,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让他们吠叫去吧!”
“等到工人们连最后一点土豆都吃不上时,看看还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那套‘民族共同体’的鬼话!”
格特鲁德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不能小看他们,瓦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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