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织染局所供应的丝织品，除了供宫廷使用，也常常被拿来赏赐文武百官。据高务实上任户部尚书以来的统计，单是赐予官员的锦缎等官服，每年就需数万匹的锦缎用料，如他被赐予的那一溜儿“大红纻丝某某服”就都是这些织造局的产品——当然，只赐一次，您老要是穿坏了，那得自己花钱做，反正“赐”的本质其实是赐予你穿这种袍服的资格。
如此庞大的需求量使官办织造难以承担。因此，很长时间内，宫廷和官府也往往采用“领织”、“收购”、“采办”等方式从民间搜罗缎匹。不过这一局面在高家伯侄先后主政财赋事务之后，因为大明朝廷整体出现“商业化”倾向，所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具体表现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由于土默特的示范效应，大明官府织造的产品开始商业化销售，朝廷的直接销售主要集中在陆路方面，其中大头就是卖给草原上目前最为富庶的土默特。
二是京华代销，这一路主要走海路。由于京华本身在江南实力有限，丝绸方面更是弱项，所以长期以来京华的纺织业务主要集中在纱、布一类的中低端产品，仗着改良型珍妮纺纱机的技术优势，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江南商帮财阀再厉害，也不敢当面和天家顶牛——好吧，其实主要是不敢和“祖制”硬顶，因为提督织造太监属于祖制，早就有了的。因此就出现了官营织造负责生产，京华集团负责海外销售的新手段。
这个手段是京华按照比市价略低半成的价格大量集中收购各织造局的产品，然后直接装船运到海外进行销售。这一做法之所以没有激起江南商帮财阀的强烈反对，原因显而易见：销售市场在海外，和国内没什么直接干系，没有动摇他们的基本盘。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织造局的总产量其实也不算特别巨大，根本不可能满足整个海外市场的需求量，江南财阀们继续出海销售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有一说一，高务实之所以愿意进行这样的代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明的官营织造和原先的官营军工制造不在一个档次上。军工制造的那些产品质量贼差，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就不必多说了，然而官营织造却完全不同，其产品质量几乎称得上是上上之选。
有明一朝的官营织造一直堪称管理严格。比如后世就发现，定陵出土的织品基本上都保存有腰封，也就是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载着织品的颜色、名称、纹样、产地，以及织染工匠、监造人姓名等。从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推测出，当时极可能对匠人实行了问责制。
这其实好理解，军工产品的使用者是那些几乎没有人权的军户，而官营织造的产品前文已经说了，经常性赐给文武官员——能得赐服的可都不会是小官，给他们赐些破布凑合？
嘿，你织造太监绝后了不起啊，朝廷衮衮诸公非给你把祖坟都挖绝了不可！
因此这天上午，高务实和四位侍郎商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急调江南各织造局一大批成品北上，充抵本次朝廷部分的购马本金。
当然，这个商议光是户部这边自说自话还不行，毕竟各织造局是工部所属，户部虽然去年收拢了大部分财权，但这项改革并非全面完成了，所以户部虽然能决定产品的使用，但还是要向工部发函说明，并且上奏皇帝取得同意。
高务实现在忙得很，没工夫亲自写奏疏，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他的师兄、户部左侍郎程文。左侍郎这个职务如果要用后世的话来表述，大抵相当于“常务副XX”，职责里摆在第一条的就是“协助XX(主官)抓全面”，再加上程文本就是实学派高务实一系的核心战将之一，因此他来做这事倒也恰如其分。
这次买马的份额划分，朝廷承担了三十五万两之巨，京华以一己之力帮忙拿走了十五万两的份额，基本上相当于朝廷要买匹骟马，京华则买下剩余的6000匹。
大明的骑兵平均来算，达不到一人双马的程度，但也不至于只有人手一匹，一万四千匹战马至少还是能配备出一万骑兵来的，这对于九边的整体军事实力颇有帮助。在战争已经临近的此时，高务实认为皇帝那边应该能够应允下来，而只要皇帝同意了，工部尚书虽然石星，但也反对不了。
到了下午，来尚书高府的人就换了一批，兵部尚书周咏带着三位侍郎联袂拜访——还有一位侍郎人不在京师，去视察蓟镇防务去了，现在人在大宁，当然是来不了的。
虽然几乎所有京官们都知道周咏这个兵部尚书几乎就是高务实的传声筒，但大明毕竟是讲规矩、讲礼仪的，因此周咏还是打着“高司徒熟知辽事，故特问策”的旗号而来。
因为有他的僚属在，高务实也格外给面子，话里话外都是“建议”、“务实以为”、“似当”、“或可”云云。不过，态度归态度，实际上高务实的“建议”不仅包括由谁领兵，领兵几何，甚至连某部出多少人马、各军集结于何时何地、以何等速度进军、走哪条路等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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