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帅府深处那场无声的交锋，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其真正的波澜，要在数日之后，才以一种扭曲变形的姿态，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浮上水面。
最先嗅到风向变化的，永远是京城里那些最敏感、也最无所事事的权贵末流。
东城“醉仙楼”最高层的雅间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名侥幸在大清洗中得以保全的旧勋贵子弟，正高谈阔论，他们刻意压低的声音里，却满是压抑不住的兴奋与幸灾乐祸。
“听说了吗？那位不可一世的林大元帅，前几日在三位尚书大人面前，可是结结实实地碰了个钉子！”说话的是理国公府的一名远房侄孙，他端着酒杯，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潮红。
“何止是碰钉子！”另一人立刻接话，语气中满是夸张的鄙夷，“我可是听家叔提了一嘴，那位林侯爷呈上去的北伐章程，简直是疯人呓语！要钱粮，要人丁，恨不得把整个大周的家底都掏空了去打他那一仗！结果呢？”
他得意地环视一圈，卖足了关子，才将声音压得更低，模仿着一种老成持重的语调：“张尚书只用一本户部的旧账，钱尚书只拿几张工部的图纸，孙尚书更是引了几条太祖爷定下的军律……三位大人联手，谈笑风生之间，便让那位杀神哑口无言，只能灰溜溜地将那份章程自己收了回去！”
他绘声绘色地讲完，随即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什么军神？什么元帅？说到底，不过是个没经过事的毛头小子。在真正的国之柱石面前，还不是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说得好！”
“来，为三位老大人，为我大周的‘规矩’，干了此杯！”
雅间内顿时响起一片附和与调笑之声。玻璃酒盏在空中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映照着一张张充满了快意的脸。他们仿佛从这场“胜利”中，找回了些许昔日身为勋贵阶层的优越感，洗刷了那段被林乾支配的恐惧与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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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醉仙楼的私语还只是暗流，那么在恭亲王等残余势力的暗中推动下，这股暗流很快便汇成了一股席卷整个京城上流社会的公开舆论。
“三尚书智斗林元帅”的故事，被编成了无数个版本，在各种权贵的宴饮与清谈中，迅速成为最热门的谈资。
在这个故事里，林乾被描绘成一个被京城大捷冲昏了头脑的战争狂人。他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妄图倾尽国力，发动一场毫无必要的、劳民伤财的远征。他的“总体战”构想，被解读为一种试图将整个帝国都绑上他个人战车的独断专行。
而户部尚书张敬言、工部尚书钱秉义、兵部尚书孙传庭这三位老臣，则被塑造成了深谋远虑、持重谋国的社稷之臣。他们不畏强权，以“祖宗之法”为盾，以“万民生计”为剑，巧妙地运用帝国百年形成的行政规则，成功地为这台失控的战争机器踩下了刹车。
他们与林乾在大元帅府的那场对话，被渲染成了一场新旧执政理念的巅峰对决。最终，代表着“稳健”与“经验”的旧臣，战胜了代表着“激进”与“狂妄”的新贵。
这场舆论战打得极为高明。它绝口不提林乾的功绩，也绝不质疑皇帝的任命，而是将所有矛盾都集中在“为君分忧”与“爱惜民力”这个道德制高点上。
一时间，“林侯爷好大喜功，三尚书老成谋国”的论调，成了京城上层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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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风，很快便从王公府邸吹进了国子监的书斋。
一些思想保守、或是与旧勋贵沾亲带故的监生学子，开始引经据典，撰写文章。他们不敢公然批评手握帅印的林乾，便将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献给了三位尚书。
一篇题为《论古大臣之风》的文章，在监生之间广为流传。文中盛赞三位尚书“有古大臣之风骨”，是“不以雷霆之威为惧，但以社稷之安危为念”的典范。他们引经据典，将三位尚书比作汉之萧何、唐之房杜，称赞他们是“社稷之柱石，朝堂之压舱石”。
文章的字里行间，又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当下某种“激进思潮”的忧虑。
“……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为一人之功名，而轻启战端，竭天下之财，疲万民之力，虽能拓土千里，然内里已虚，此乃秦皇之鉴，隋炀之辙，智者不取也……”
这些文字，看似公允客观，实则每一句都在含沙射影，将林乾的北伐大计，与历史上那些穷兵黩武的暴君行径画上了等号。
相较于上流社会赤裸裸的拉踩，这种来自文人阶层的“理性批判”，杀伤力更为巨大。它为反对战争的行为，披上了一层“为国为民”、“深思熟虑”的理论外衣，让那股反对的声浪，显得愈发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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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经过层层包装的消息，最终流传到市井之间时，便演变成了最直接、也最能引发恐慌的流言。
茶馆里，说书先生的惊堂木一拍，讲的不再是“帝妹下嫁”的风光，而是“侯爷点兵”的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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