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过完，年就算过去了。
贾府里拜年走动还没停，各房还在互相请吃年酒。马伯庸在人堆里忙活，脸上陪着笑，心里却一直悬着。从腊月二十九到现在，半个多月了。陈老板那边一点信儿都没有。
他在府里当差，该干什么干什么，可眼睛总往二门那儿瞟。每回外头有人来送东西，他都竖起耳朵听，看是不是陈记香烛铺的人。
正月二十那天，他正在账房对账，听见外头小厮喊：“马管事在吗？外头有人找！”
他心头一跳，手里的笔差点掉了。定了定神，才放下笔出去。
来的是个面生的小伙计，提着个竹篮子，里头装着几包香烛。
“您就是马管事？”小伙计问。
“是我。你是……”
“陈记香烛铺的。掌柜让送些新到的檀香来，说是年前您订的货。”小伙计说着，把篮子递过来。
马伯庸接过篮子，心里有点失望——就是送货。但他脸上没露出来，谢了小伙计，给了几个铜钱跑腿钱。
回到自己那间小屋，他关上门，打开篮子。里头确实是几包檀香，用油纸包得严实。他拆开一包闻了闻，香是好香，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坐在炕沿上，心里空落落的。难道陈老板那边出岔子了？保定那院子的事黄了？四十二两银子，那可是他大半的积蓄……
正想着，手碰到篮子底，觉得有点不对劲。篮子底好像比平常厚。他仔细摸了摸，发现底下有个夹层。
心跳一下子快起来。他小心拆开竹篾，从夹层里抽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油纸。展开，里头包着一张信纸。
纸上就一行字：“事已妥，契在柜。老地方，老时候。”
字是陈老板的笔迹，马伯庸认得。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才把纸凑到油灯上烧了。看着纸烧成灰，他心里那块石头总算往下落了一截。
妥了。事办成了。
第二天正月二十一，马伯庸找了个由头出府，说是采买开春用的账本纸张。林之孝准了，嘱咐他早点回来。
出了府，他直奔鼓楼西大街。陈记香烛铺已经开门了，铺子里有两个客人在挑香烛。陈老板在柜台后头，见马伯庸进来，点了点头，没多说话。
马伯庸也不急，假装看货，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等客人走了，陈老板才招招手：“马管事来了，正好，您订的那批货在后头，来看看？”
两人进了后院。后院不大，堆着些纸料和半成品。陈老板从屋里取出个油纸包，递给马伯庸。
马伯庸接过，手有点抖。他定了定神，解开绳子，打开油纸。
里头是两张纸。一张是房契，一张是地契。纸是官府用的厚棉纸，上头盖着保定府衙的大红印。房契上写着：“立卖房契人周安，今将自置瓦房叁间并院落壹所……卖与周安名下永远为业……”
马伯庸看得愣了愣——卖给自己？再一看，才明白过来。这是陈老板堂兄做的局：用“周安”的名字既当卖主又当买主，这样过户手续简单，也查不出毛病。
“这样行吗？”他问陈老板。
“行。”陈老板说，“我堂兄说了，这种小案子，又是远房亲戚继承遗产，衙门不会细查。只要税银交了，印章盖了，就是合法的。”
马伯庸仔细看那两张契。房契上写明了位置：保定府清苑县十里铺南街第七户。地契上是院子后头那半亩菜地。契纸右下角还有个手印，写着“周安”二字——那是他腊月二十九按的指印，陈老板堂兄给描上去的。
“税银交了吗？”他问。
“交了。”陈老板从怀里掏出张税票，“这是官府开的税票，您收好。今年的丁银也预交了，到年底前都不用再交。”
马伯庸接过税票，又看了一遍房契地契，这才小心翼翼地把三张纸重新包好。
“陈老板，”他郑重地作了一揖，“大恩不言谢。”
“马管事客气了。”陈老板扶住他，“咱们是各取所需。您得了安身之处，我得了中人钱，两全其美。”
话是这么说，可马伯庸心里清楚，陈老板这次帮的忙，远不止那点中人钱能抵的。没有他堂兄在衙门里打点，这事不可能办得这么顺当。
他从怀里掏出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封，递过去：“这是剩下那二两，还有一点心意，您务必收下。”
陈老板这次没推辞，接过红封掂了掂，知道不止二两，但也没多说，收进了怀里。
“马管事往后有什么打算？”他问。
“先这么着。”马伯庸说，“等时机合适了，就去保定。”
陈老板点点头，想了想又说：“我堂兄让我带句话：那院子他托了隔壁的王婆子照看，每月给三十文。王婆子是个老实人，不会多嘴。”
“多谢。”马伯庸说，“等我过去了，再好好谢您堂兄。”
“那倒不必。”陈老板摆摆手，“他在衙门里，不方便。您过去了，好好过日子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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