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服务站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秦淮茹的变化,是如同春雨润物般,由内而外,细微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最直观的,是体现在饭桌上。以往贾家的晚餐,多半是稀粥配窝头,咸菜当家,偶尔见点荤腥,也是算计着分到每个人碗里,那几片薄得透光的肉,常常是孩子们眼巴巴的焦点,而秦淮茹自己,多是就着咸菜喝碗粥,便算是一餐。如今,她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不再是紧锁眉头计算着这个月还差多少开销,而是挺直了腰板,先去粮店称上几斤雪白的富强粉,再去肉铺,仔细挑上一条肥瘦相间、层次分明的五花肉,有时甚至还能奢侈地给棒梗、小当和槐花三个孩子,捎带几颗用彩色糖纸包裹着的水果糖。那糖块在孩子们脏兮兮的小手里,宛如珍宝。
饭桌上,不再是沉默的压抑和无奈的叹息。一碗油光锃亮、炖得烂乎的红烧肉摆在中央,香气霸道地弥漫在狭小的屋子里,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闹。棒梗埋头扒饭,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嘴角沾着油光;小当和槐花也吃得香甜,小脸上是满足的红晕。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秦淮茹心里那份长久以来因物质匮乏而带来的酸楚和愧疚,终于被一种踏实的欣慰冲淡了些许。她自己也终于能安心地、不那么算计地吃上一口肉,感受那久违的油脂香气在口中化开,这不仅仅是味觉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这份收入带来的,远不止是物质改善。更深刻的,是秦淮茹精神层面的挺直腰杆。过去,生活的重担几乎压弯了她的脊梁。在院里,尤其是在面对傻柱时,她总是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柔弱和欲言又止。为了几斤棒子面、几个馒头,或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接济,她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种“秦姐有难处”的姿态,既要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帮忙,又不能显得自己过于理所当然。那种算计与无奈交织的心情,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时常勒得她喘不过气。
而现在,她终于可以暂时卸下这副重担。下班路上遇到傻柱,她不再需要未语先笑,绕着弯子地提家里的困难。她可以像寻常邻居一样,坦然地打个招呼:“柱子,下班了?”当傻柱习惯性地问一句:“秦姐,家里还缺啥不?”她能够摇摇头,脸上带着一丝真正轻松的笑意:“不缺了,都好。”这份坦然,源于她兜里那张薄薄却沉甸甸的工资票,源于她知道自己有能力让一家人吃上饱饭。她不再需要将自己的困境作为交换的筹码,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所带来的轻松感,是几顿红烧肉也无法比拟的。
对于婆婆贾张氏,变化则更为复杂微妙。以前,贾张氏是家里的“太上皇”,掌握着经济大权和话语权的制高点。她动辄便以“没能耐”、“克夫”之类的恶毒言语敲打秦淮茹,既是宣泄自己守寡多年的怨气,也是巩固自己在这个脆弱家庭中的地位。秦淮茹的隐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上的依附。
如今,情况不同了。秦淮茹将工资拿回家,虽仍大部分交由婆婆掌管家用,但那份“这是我挣来的”的底气,却无形中改变了权力结构。贾张氏盘腿坐在炕上,看着儿媳妇拿回来的白面、猪肉,还有孩子们嘴里的水果糖,浑浊的老眼里目光闪烁。她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享受着生活改善带来的实惠,肚子里有了油水,骂人的力气似乎都足了些;但另一方面,一种更深的不安和失落感在她心底蔓延。
她敏锐地感觉到,秦淮茹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以前,她指桑骂槐,秦淮茹大多低头不语,默默承受。现在,当她再絮叨那些陈词滥调时,秦淮茹有时会沉默地看她一眼,那眼神里不再全是逆来顺受,而是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淡,甚至……一丝反驳的勇气。比如有一次,贾张氏又念叨着“外面挣俩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家也不顾了”,秦淮茹一边利落地收拾着碗筷,一边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妈,我要是不去挣钱,咱家这白面猪肉从哪儿来?棒梗他们的学费又从哪儿来?”
一句话,噎得贾张氏半晌说不出话,只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恨恨地盯着秦淮茹的背影,总觉得是陈醒那个“小崽子”的出现,搅和了她家原本“稳定”(在她看来,依靠傻柱时不时的接济,虽不富裕但她能掌控的局面就是稳定)的局面。是陈醒,给了秦淮茹翅膀,让她敢顶撞自己了。但骂归骂,贾张氏那张惯会撒泼骂街的嘴,如今也只能对着空气或者墙角的耗子洞嘟囔几句“小畜生得意什么”、“没安好心”,却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指着陈醒的脊梁骨咒骂,或者在院里撒泼打滚地数落秦淮茹的不是了。
钱,有时候比任何道理都更能堵住人的嘴,也能悄然重塑家庭内部的力量平衡。贾张氏再蛮横,也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现在家里多出的这份嚼谷,实实在在是靠着陈醒给秦淮茹的机会。断了这条财路,全家都得回到喝西北风的日子。这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她最恶毒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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