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李厂长那番既带着警告又包含默许，甚至隐含着期待的支持，笼罩在“醒桦服务社”构想之上的那层无形压力仿佛瞬间减轻了许多。事情推进的速度，如同解开了缆绳的小船，顺着开始转向的风，明显快了起来。
然而，这“快”也只是相对而言。在这个凡事讲究程序、层层审批的年代，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落地，都免不了一番奔波与磨砺。接下来的几天，陈醒带着于莉和阎埠贵，几乎跑断了腿，将北平城冬末春初那依旧料峭的寒风灌了满腹。
阎埠贵这次可谓是找到了施展毕生所学的舞台，将他那份“文化人”的考究和“老学究”的执拗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屋，彻夜亮着昏黄的灯光。他伏在案头，鼻梁上架着那副用胶布缠了又缠的眼镜，对着几张珍贵的稿纸，逐字逐句地推敲、打磨。那份《醒桦服务社章程》，他反复修改了十几稿，既要规避可能引发争议的词汇，如过分强调“股份”、“分红”，而是巧妙地替换为“劳动贡献记录”、“年度效益共享”，又要最大限度地嵌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等体现灵活性的核心诉求。《经营范围说明》被他写得既宽泛又具体，涵盖了“日用五金制品加工修理”、“废旧物资综合利用”、“职工及家属生活服务”、“文化娱乐活动辅助管理”等看似平常却留有充分余地的项目。《从业人员情况登记表》则详细列明了每个人的家庭成分、原工作单位（或待业）、纳入服务社的原因，着重强调了“安置职工家属”、“解决就业困难”的社会效益。每一份文件，他都力求用语规范，引用的政策依据（哪怕是模糊的社论精神）都标注清楚，格式工整，仿佛这不是一份创业文件，而是一份需要流传后世的严谨学术报告。
“一字千金，一字千金啊！”阎埠贵常常一边呵着冻僵的手，一边对帮忙誊写的阎解成絮叨，“这章程就是咱们的‘根本大法’，一个词用错了，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你看这里，‘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指导监督’，这‘上级主管部门’就很有讲究，可以是厂里，也可以是街道，留了余地。还有这里，‘利润分配需预留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作为集体发展基金’，这既符合集体经济的普遍原则，也限制了过度分红，显得咱们不是光盯着钱……”
于莉则展现了与阎埠贵不同的另一种能力。她负责跑街道办事处这一层。面对那些习惯了按部就班、对各种“新事物”本能抱有警惕的街道干部，于莉没有急躁，更没有空谈理想。她总是带着得体的微笑，穿着那身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灰色罩衣，将一份份阎埠贵精心准备的文书清晰地呈上，然后用最朴实、最接地气的语言，阐述“醒桦服务社”能给他们街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王主任，您看，我们这服务社一办起来，首先就能解决咱们街道辖区内，像秦淮茹这样的好几户困难家属的就业问题，她们有了稳定收入，家庭矛盾少了，咱们街道的维稳压力是不是也小了？”
“李干事，我们计划在活动中心旁边，再开一个窗口，专门为附近居民提供换锅底、修农具、缝补这类小服务，收费绝对公道，这不也是方便群众，响应上级号召为民办实事吗？”
“我们所有的经营，都在轧钢厂和咱们街道的眼皮子底下，绝对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向街道汇报。”
她态度不卑不亢，理由充分实在，既点明了服务社的社会效益，又巧妙地将街道放在了“指导监督”的位置上，满足了基层管理者的权责感和安全感。几番沟通下来，原本有些推诿的街道干部，态度也渐渐缓和，甚至开始帮忙出主意，如何在汇报材料中更好地体现“街道支持集体经济探索”的亮点。于莉用她的耐心和务实，为服务社赢得了一道重要的基层屏障和不少同情分。
而最关键、也是最硬的一仗，则是在区的工商管理部门。这个机构在此时掌握着对各类经济实体“定性”和“放行”的大权，带着浓重的计划经济末期的色彩，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并不罕见。陈醒知道，这一关，必须他亲自出马。
他选择了独自前往。带上所有准备齐全的文件，以及那份盖着轧钢厂鲜红公章、措辞严谨的《情况说明》，更重要的是，怀揣着李厂长那句“必要时可以打招呼”的底气。接待他的一位姓王的科长，约莫四十多岁，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脸色严肃，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透着一股长期审批工作养成的审慎和疲惫。
陈醒没有急于递上材料，更没有一上来就提李厂长的关系。他先是礼貌地自我介绍，然后清晰地说明了来意，将一摞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文件轻轻放在对方面前。
王科长拿起文件，粗略地翻看着，眉头习惯性地蹙起。“‘醒桦服务社’？这个名字……没听说过这种类型啊。你们这算是集体企业？还是合作组织？性质有点模糊。”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扫过陈醒，“而且，涉及到厂内职工和家属，这人事关系怎么算？经营范围和方式，跟现有的供销社、合作社有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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