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 10 月,阳光洒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玫瑰园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和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精致的小圆桌。桌上,一只精美的大马士革钢茶壶正冒着袅袅的蒸汽,仿佛在诉说着两国之间那尚未消散的硝烟。
两人都沉默不语,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对方,手指在鎏金茶杯的边缘来回摩挲,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抚平内心的不安。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却又像触电般迅速分开,仿佛那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捧着一只华丽的柏林皇家瓷器厂的礼盒,缓缓地走了过来。他的步伐优雅而稳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两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上。
当他走到桌前时,轻轻地将礼盒放在桌上,然后微笑着对两位君主说道:“陛下们,德皇陛下托我转达他的问候,并送上这份特殊的礼物。”说着,他打开了礼盒,里面躺着两把交叉摆放的军刀——一把是土耳其帕夏的弯刀,另一把则是保加利亚骑兵的直刃佩剑。刀柄上缠绕着新鲜的玫瑰藤蔓,散发着淡淡的花香,与周围的玫瑰园相互映衬。
大使的声音在寂静的玫瑰园中回荡:“德皇陛下希望这两把曾经刺伤过彼此的武器,能够成为两国共同修剪未来荆棘的工具。”他的话语如同晨钟暮鼓,在两位君主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1913年11月,一列火车缓缓驶出索菲亚火车站,向着伊斯坦布尔疾驰而去。这列火车与众不同,它既没有搭载外交官,也没有运输什么重要物资,车厢里只有一群德国工程师和满满当当的钢轨。
这些钢轨可不是普通的钢轨,它们是保加利亚用战争赔款支付的“友谊物资”,将被用于连接奥斯曼帝国的埃迪尔内和保加利亚的旧扎戈拉。这一项目被视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也是德国工程师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火车一路平稳前行,当它驶过马里查河大桥时,保加利亚的哨兵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铁轨的枕木上竟然钉着德-保-奥三语铭牌!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德国与保加利亚、奥地利之间的紧密联系。
更令人惊讶的是,固定螺栓的六角形螺帽,竟然与两国现役步枪枪机的保养工具完全吻合!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有人精心设计的。
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柏林的一家服装厂“施泰因迈尔父子”获得了为两国军队生产新制服的订单。这看似普通的订单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保加利亚军装的铜纽扣内侧,被刻上了微型的奥斯曼新月;而土耳其军服的皮革武装带衬里,则压印着保加利亚的国徽。这些微小的细节,无疑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又一体现,但同时也让人对其中的深意产生了更多的猜测。
这其中最精妙的设计,当属那件军大衣的内衬。想象一下,在 1914 年 2 月的那场联合演习中,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两国军官们措手不及,只能紧紧相拥在一起,共同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就在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人体的体温,军大衣的呢料开始渗出淡淡的玫瑰精油。这股香气若有似无,却又让人无法忽视,仿佛是大自然在这场雨幕中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一份礼物。
而这玫瑰精油的配方,正是来自科隆香水实验室。更让人惊讶的是,标签上竟然写着德皇亲拟的标语:“敌人的汗水比盟友的香水更刺鼻。”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着什么,让人不禁对这场演习背后的深意产生更多的遐想。
与此同时,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东正教教堂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清真寺,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德国建筑公司“波罗的海东方营造社”竟然同时中标了这两座宗教建筑的修缮工程。
保加利亚的工人们在安装运来的彩绘玻璃时,惊讶地发现圣徒面容的轮廓线,与土耳其工匠正在拼贴的马赛克先知像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一巧合让人不禁感叹,难道这两座相隔甚远的建筑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而在伊斯坦布尔,苏丹批准在蓝色清真寺旁新建的喷泉,其池底瓷砖拼出的几何图案,经过放大后,竟然是保加利亚民歌《美丽的田野》的五线谱。这一发现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仿佛这两座城市、两个国家之间,通过这些微妙的细节,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14年春天,保加利亚普洛夫迪夫的烟草仓库里,奥斯曼采购员第一次被允许检验货物。当土耳其人习惯性地用匕首划开烟叶捆时,刀刃意外碰到了金属——藏在烟叶中的是埃森钢铁厂生产的步枪枪管,表面涂着防锈的玫瑰果蜡。
同批货船的底舱,则满载着土耳其人“回赠”的铬矿石。保加利亚海关官员在验货单上签名时,钢笔突然漏墨染花了纸面——后来化学分析显示,这种德国产墨水遇铬离子会变红,恰好是两国国旗的共同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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